亮点九：推进公益类国有企业改革。

　　公益类企业例如医院、学校、幼儿园、公园、博物馆、养老院等，可以国有独资，也可以股权多元化，并鼓励非国有企业以各种方式参与经营。公益类企业的改革前提是保持公益性质，即为公众提供服务，不与民争利。采取更加市场化的经营方式，如“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更好的提供服务，即不能“一棵树吊死”，不能只允许某一家经营。市场化就是要有选择权，有选择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比一潭死水好。

　　事实上，公共服务企业早年做了很多市场化探索，由于需要适当的财政补贴，不时会被认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就是将财政补贴给了民营资本，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因此又将企业收为国有。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不能认为财政补贴只能给国企，不能给混合所有制企业。“给了就是流失”的观点是错误的。

　　其实，公共服务企业在多种经营方式的基础上，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来确定财政补贴的额度，既有了制衡和约束机制，又可以减少腐败浪费、提高效率，从而在同等条件下还可能减少财政补贴的额度，一箭双雕。

　　亮点十：加大“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力度，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行股权多元化。根据不同企业的功能定位，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形成股权结构多元”。

　　“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文字表述不够准确，集团不是法人，是法人的集合体。集团公司是法人，是集团的一级企业即母公司。应该表述为“集团公司层面改制”。

　　想表达的意思还是清楚的，就是集团公司要改制为股权多元化，竞争性领域的集团公司可以改制成为混合所有制。过去的改制，主要集中在集团的二级、三级企业，集团一级企业绝大多数没有改制，甚至有些一级企业还是按照企业法人登记的，至今连公司制企业都不是。推进集团一级企业改制，意义重大，直接影响到整个集团企业的改革。《指导意见》要求集团一级企业改制，是一个重大突破。

　　“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由于集团公司没有改制，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都是二级公司或三级公司，为适应上市要求，采取资产包装上市的办法，人为制造了大量的关联交易，这也是中国特色。提出集团公司整体上市，就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减少关联交易，也有利于资本市场的规范。

　　“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优先股”就是在优先取得固定收益的前提下，放弃管理权。

　　为什么要设立“优先股”？目前，许多国企集团公司的国有资本数额巨大，其一是因为经过重组，有的集团企业几乎囊括了一个行业的国有资本；其二是这些年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国有资本量加大了；其三是企业上市后市值放大了，致使一个集团公司的国有资本动辄几十亿元、上百亿元。当其他社会资本、民营资本投资时，就会担心因为蛋糕太大，投入了大量资金却难以拥有话语权。

　　例如，中石化成品油公司改制时，汇源果汁投入50亿元却占股比不到1%，难以有话语权。即便如此还愿意进入，一是看好行政垄断公司的优势，二是看好资源和巨大的市场。

　　在充分竞争性领域，国企改制后若仍然是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不能形成相互制衡、相互促进，不能形成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就难以实现。

　　这时，就可以将相当部分的国有资本转为“优先股”，一方面国有资本旱涝保收、保值增值，国有资本的利益有了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吸引非国有资本进入，承担更多风险，形成合理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国有资本还同时可以随时择机转让。何乐不为？

　　“在少数特定领域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类似于一些国家的“金股”制度。“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主要应用于公益类企业、自然垄断企业的改革改制。这些企业无论具有什么样的股权结构，无论谁持股、谁控股，当被认为公司行为可能损害公众利益、国家利益时，监管部门拥有一票否决权，即所谓“点头不算，摇头算”。

　　亮点十一：“要切实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

　　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是多年来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要实现的目标，但非常困难。政府部门不愿意放权，大股东又习惯于直接用权，董事会容易形同虚设。决策者没有责任，董事没有权力自然也没有责任。没有人真正负责。要落实这项规定，还必须有非常具体的细则，明确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合理、制衡的股权结构，无论什么性质的股东都必须通过公司治理结构行使权利，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