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马正立

　　新形势下，我国党员干部成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那么，党员干部如何应对新形势可能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呢?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是对此问题的有力回应。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员干部在新形势下，可以借此加强自身锻炼从而获得成长的实践平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利于为党员干部提供良好成长环境，从而使党员干部提升自身主体地位和创造力。由此，通过进一步领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实质，从五个方面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可以为党员干部成长提供有利条件和坚实保障。

　　一、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与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生活发展历程，可以证明，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可以说，党内政治生活是塑造党员干部的有效方式。一个党员干部是否可以获得健康成长，同是否经过严肃科学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密切相关。

　　建党之初，通过贯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原则，党内政治生活开展取得较好成效，党员干部权力获得基本保障。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等人的“家长制”影响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开展，在此环境下，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了主观武断和批评庸俗化等不良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党员干部自身成长。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党内政治生活不断进行新探索，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党内的生活要政治化、科学化”这一命题，为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指明方向。

　　遵义会议恢复了党内民主集中制，集体决策、集体讨论与集体领导的新局面，为党员干部成长提供有利条件。延安整风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内三大优良作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原则的确立，为党员干部自身成长提供了具体实践形式和合理价值取向。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做出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决定，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使得一大批优秀党员干部不断成长起来，为解放战争胜利做出大量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政治生活健康运行，形成了团结奋进的有利于党员干部健康成长的外部气氛。此后不久，党内政治生活的好传统由于缺乏有效制度来维持，偶尔走向不正常，导致广大党员干部一度被迫停止党内政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部分优秀党员干部健康成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开始迈入规范化的良性运行轨道。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这有力保障了党内政治生活走向制度化。随着《准则》的制定和实施，党内不断激发出有利于党员干部成长的创造活力。随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打破，对党员干部各项权利的规定得以恢复，党员干部开始获得快速成长，并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蓬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严肃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活被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党内政治生活在理论方面、实践方面，以及制度创新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广大党员干部普遍经历了一次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思想受到洗礼，灵魂受到触动，党性得到提高。党员干部唯有继续通过党内政治生活平台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寻求新形势带来的有利条件才能不断获得成长。

　　二、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员干部成长实践平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这为党员干部成长提供了有利空间。党内政治生活可以真正对党员干部起到教育、改造、管理和监督作用。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利于为党员干部提供良好成长环境

　　从严治党是党员干部成长的有利保障，“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利于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是党员干部成长的有利环境。可以说，通过“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党内政治生活真正起到教育改造提高党员、干部的作用”。只有坚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才可能形成好的政治生态，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马克思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根据行为学派的学习理论，在外在条件的刺激下，人可以逐渐形成一套行为习惯，从而用来指导之后的行为过程。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党员干部党内实践总和，是党员干部锻造自身的重要训练场域，也是党员干部成长的实践平台。在现实政治生活的互动性实践中促进党员干部健康成长无疑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严肃党内生活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置不合格党员干部，有助于保持党的纯洁性，营造廉洁清正的政治生态环境。由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新形势下党员干部成长的现实要求，也有利于营造健康成长环境，为党员干部成长提供快速通道。

　　(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利于党员干部实现自身政治化

　　人的政治化是“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虽然“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但并非天生便具备政治意识，或者可以正确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知识和能力。特定的政治价值取向或政治行为模式需要经过人的政治化过程，即政治社会化。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政治社会化体现为两方面，即个体的政治化与党员的政党化。这便要求党员干部正确了解和认识政治规则与政治现象，获得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技能等;又需要党员干部明确政治角色、提升政党的群体意识，从而自觉按照政党的特殊性规范自身行动。可以说，程序上的入党仅是党员干部获得党组织认可的第一步，党员干部成长更深层次的目标则是具备党员意识，并能够按照党组织要求行使权力与履行义务。尤其是随着政治活动日益复杂化、专业化，参与政治生活需要具备形成健康政治心理和政党意识，也就需要党员干部有更高的政治化水平。

　　那么，如何促进党员干部政治化和政党化，从而具备更高的政治素养和技能呢?党内政治生活对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形成与政党意识培育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党员干部只有保持纯洁和先进才能形成自身成长的强大内在定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利于党员干部政治化和政党化过程的顺利进行;反之，则可能带来政治化和政党化进程失败，形成党员干部成长阻碍因素。

　　(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利于增强党员干部主体地位

　　党员干部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主体意识程度，权利和义务能否得到充分保障，能否参与党内事务及党的管理活动。党员干部主体地位只能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才能得到体现和满足。党内政治生活正是党员干部实现主体地位的实践平台。党员干部虽然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主体，但是理论上的主体并不意味着实践中的主体。党员干部处于特定现实政治关系中，作为政治行为人要想实现政治主体性，前提条件是在符合政治运行规则的前提下，按意愿发生特定政治行为，也就是既能接受和遵守政治运行规则，又能在政治规则内自由自主地行使政治权利。

　　从另一个角度看，党员干部只有按照党内规章制度的要求履行义务、行使权利，才能真正成为党内政治生活主体，也只有主体地位得到切实提升，才能真正实现自身健康成长。也就是，党员干部只有在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中才能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才能体现其主体地位。反之，如果党内政治生活出现非正常化，既可能体现为党内政治规则的约束力下降，党成为松散的“自由人俱乐部”;也可能体现为党内权力过分集中，漠视党员的主体地位，党员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由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保证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即可以规范党员干部成长过程，又意味着党员干部的民主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这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主体地位，为其健康成长提供上升空间。

　　(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利于提升党员干部积极性

　　党内生活能够使党员干部之间、党员干部与组织之间形成充分的沟通和交流，保障必要的权威和秩序，使党组织更具活力，从而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积极性。政治生活正常化能保证党员干部教育与培养的顺利进行，提高党员干部对党组织的归属感与忠诚度，从而提升党组织凝聚力，也能保证党员干部充分行使民主权利，进而提升参与党内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决策科学性。反之，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员干部就失去了体现主体地位、展示主体能力的实践平台，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党员干部积极性发挥。

　　实践证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能够保证党员干部认真接受组织教育，通过充分的党性教育和实践锻炼，党员干部能够更加积极投身服务工作中;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可以保证实现对党员干部日常监督，消除党员干部日常工作的散漫性或自发性;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可以保证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党的政策制定，及时了解党的大政方针政策，既能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也能提高党员干部贯彻落实党的政策的自觉性。

　　严肃党内生活意味着政党内部各种关系都能妥善处理，党员干部能够广泛深入地参与党的各项建设，党内权力也就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党组织的权力威信即组织上的领导与服从关系被严格遵循，党规党纪得到普遍遵守，从而组织的权威得以维系，党的团结统一也就能够得到切实实现，从而为党员干部积极性提升创造有利氛围，促进党员干部自身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