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套政策跟不上导致“权力下放接不住”

　　采访中，不少地方干部谈到，权力下放“接不住、管不好”存在多重原因。

　　事权下放了，人没下来，是基层普遍反映的难点之一。杭州富阳区法制办执法监督科科长盛颖涛说，现在大量权力下来了，基层的担子和责任越来越重了。但人员还是最原始的一套机构编制和人马，要应对新增的大量任务实在力不从心。比如该区城管执法局承接的噪声、玻璃幕墙和涂料等相关处罚权，但这些噪声、玻璃幕墙等的处罚标准、采样设备、专业鉴定人员等都几乎是空白，让他们如何来承接和行使好这项权力？

　　中部一位地方领导更是直言，长期的计划经济和审批经济，使得体制内养了很多庸人、闲人、懒人，“不让他们审批，他们干什么去？”他认为，权力下放了，这些人却没下沉，而基层一直处于人少事多的缺编状态，这才是导致问题出现的根源。“如果说事权取消或下放是简政放权的突破口，那人事制度改革则是简政放权成败的‘定音锤’。”

　　权力下放不同步、事中事后监管机制不健全也是导致权力下放承接难的原因之一。一位地方建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投资领域中央层面核准的项目数量大量减少，但如果用地、环保、城乡规划等管理权限不能同步下放，仍会影响企业的办事效率，影响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效果。

　　此外，基层事中事后监管机制不全，存在重审批轻监管、监管方式单一等问题也是关键。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侯淅珉认为，权力下放后基层如果监管手段传统、监管措施不力、监管方式缺乏创新，往往就导致市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比如建筑工程质量监管，这项权力下放后，他们就针对基层可能存在的监管手段跟不上专门建立了项目监管平台，对基层监管实行网上留痕操作，并将企业违规操作上网登记，与企业信用评定关联，通过这些监管手段的创新，帮助基层把接下去的权力用好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