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考红包”动辄数千万，服务价高质低暗藏腐败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实行资格管理。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学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技能的培训,确保培训质量。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居民学车费连年上涨背后,是种种乱象屡禁不止乃至腐败问题。“驾培行业收费看似是市场行为,但很多地方的审批环节还没有放开,驾培行业供给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滋生出高价等乱象。”上海华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施莉珏说。

　　以近日宣判的广东湛江驾考腐败“窝案”为例,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就查明,2008年至2012年前,湛江市车管所的39名驾考考官收受驾考考试人员红包,被查后合计上缴“红包”2100多万元,每科考试都有公开的“红包行情”:桩考100元、路考300元等等。

　　湛江市纪委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收受“红包”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驾校直接向学员抬高报价或收取额外费用,由业务员交给考官;二是教练直接向学员收取,考完试就把钱放在考官车内等。“驾校充当了中间人角色,学员—驾校—车管所串起了驾考系统的腐败链。”

　　而北京、上海等地多名驾校学员反映,在暴涨的学费之外,驾校学车还有诸多隐性费用。“不给好处,就会在报名之后迟迟不笔试、笔试之后迟迟不上车、上车之后迟迟不路考。”安徽芜湖公交驾校一名学员告诉记者,驾校一直以“考位不足”为由拖延考试时间。无奈之下,他在准考证到期前,千方百计“托人”才终于能参加考试。

　　此外,近年来,各地严控驾校数量,学车排队现象加剧,驾校企业频现协会定价、大企业议价等“集体加价”风波。2013年年初新交规实施后,北京、上海多地驾校集体上调价格,一些地方驾校一月内涨幅超过1000元,理由同样是“考试难了,通过率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究其原因,尽管目前法规未禁止直接申请驾驶许可,但个人并不便于上路学车、练车。”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认为,在一些地方,驾校垄断了安排学员到车管所参加考试的权力,车管所则把考试名额分配到驾校,这种模式使驾校有足够底气“提价不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