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局

　　如今洛阳市区的街上,已看不到李红记忆中投资、担保公司的繁盛景象,有些挂着牌照的公司也锁上门,从玻璃门看进去,还能看到里面物品贴的封条。而有些仍在运行中的公司,有的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也有些市民开始谈论最新的“P2P”。

　　公开资料显示,从2007年的27家到2011年高峰时的142家,再到2014年11月中旬的90家,洛阳投资、担保公司的数量,近几年经历了倒“U”型变化。比担保公司注册门槛更低的投资类公司,数量也一度得到增加,于2012年初达到485家,然后减少至2014年11月中旬的289家。

　　随着资金链断裂的公司被立案,案情的披露程度和进展速度左右着投资者的情绪,“钱没了,钱到底怎么没了?”他们试图“督促”办案进展,许多人能想到的,就是上访表达诉求。有的办案人员也坦言压力大,不断出现的案件导致人手紧张,一些案件中的资产去向不明,能查到的也是不良资产。

　　涧西区的洛铜宾馆是专案组的办公地点之一。四、五、六层多个房间的门外,贴着案情通报、登记须知,有的一扇门上写着三四个公司的名字。

　　四楼一间房子门口,贴着“洛阳国信投资有限公司”领酒的地点和路线。这家公司老板计占军在上海开了家贸易公司做进口红酒,2013年底“国信”资金链断裂后,那些红酒用来抵债。几天前,曾在他上海公司工作过的员工听说“以酒抵债”的消息后,声音抬高了几度:“他还欠我们十几个人两个月的工资呢,要是抵债,不该是员工比债权人优先吗?”此前有员工在上海提起劳动仲裁,但是老板被抓,找不到人要钱。

　　在洛阳之外,周边的郑州、新乡、鹤壁、焦作等地也被视为“非法集资”活动的重灾区,而在河南之外的山东、四川、辽宁等地,也不断出现非法集资的案件。

　　目前的情形,让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韩宝江教授,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多地农村的农村信用社代办站的非法集资现象,后来许多代办站都被关闭。他觉得如今出现的情况仍然值得政府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思考。

　　韩教授说,资金链没有地区属性,金融活动也早已渗透到民间,但金融监管并没有“一统到底”,在有些县或更基层甚至没设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建立多层次的监管体系,赋予基层监管机构更多的监管责任。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比如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监管也应及时跟上。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物身份做了处理)

　　文并摄/本报记者高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