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听证会，是否有助于案结事了？”着手复查工作以来，主办检察官王庆民一直犯嘀咕。直到在听证会上，王庆民听到了被不起诉人对申诉人周某的道歉和表态，这位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的二级高级检察官才长舒了一口气——“申诉人的心结解开了，说明我们的释法说理工作有效果，这个案件的息诉罢访是可以预期的。”

　　这个让王庆民“舒了一口气”的听证会，是最高检组织的对周某不服检察机关对郑某涉嫌故意伤害不起诉申诉一案公开审查程序的一个环节。

10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周某刑事申诉案公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不仅有申诉人周某，还有来自四级检察机关的案件承办人，五位来自社会不同行业的听证员。此外，两位从事法医鉴定的专业人员作为特约嘉宾，也应邀而来。在与申诉人周某相对的位置，还坐着当年刑事案件的被不起诉人郑某。第十检察厅厅长、一级高级检察官徐向春主持了本次听证会。

　　一场普通刑事申诉案件的听证会，为何四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官都悉数到场？受邀的听证人员能起到哪些作用？如此的“兴师动众”，听证会能解决什么问题？

　　为申诉人搭建一座“连心桥”

　　“这场听证会，目的是要为申诉人架一座‘连心桥’。”回忆起与周某的第一次见面，最高检第十检察厅检察官齐涛印象深刻，“不管你怎么做工作，他的诉求没有丝毫变化：一是要求撤销二十年前的不起诉决定，对郑某追究刑事责任，二是要求一定数额的赔偿，以弥补这些年来的损失。”

　　在齐涛看来，周某的这种“执着”与其近二十年的申诉经历不无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围绕着这起案件，周某先后经历了一审、二审、撤回起诉、重新起诉、作出存疑不起诉、向原办案的检察机关申诉、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向省级检察机关申诉、向最高检申诉等。

申诉人周某陈述申诉理由。

　　对法律问题，周某并不是不明白。“久病成医，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明白其中的问题。但别人打了我，也没有追究他刑事责任，更没任何说法，反而我自己要负担医药费用，我觉得不公。”周某说。

　　让周某奔波二十年的，到底是什么案件？其中有着哪些曲折和故事？病根又在哪里？

　　回到1999年12月4日，晚上7点左右，郑某在处理感情纠纷时，与阮某发生口角进而产生打斗。感到吃了亏，当晚9时许，阮某又纠集周某等人，去郑某家理论。当阮某一伙来到郑某家时，发现大门紧闭，于是就在大门口嚷嚷起来。

　　嚷嚷中，郑某发现，阮某一伙人中，有人想翻墙进院。于是，郑某就捡起走廊里的砖块，扔了出去。不料，扔出的砖块砸中周某头部，鉴定显示周某的伤情为重伤。

　　2000年11月17日，周宁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郑某行为属防卫过当，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赔偿周某15379.63元。郑某和周某不服一审判决，均提出了上诉。周某提出了两点上诉理由：一是郑某不构成正当防卫，二年有期徒刑量刑过低；二是15379.63元的赔偿数额过低。

　　“原审法院未对庭审后补充的证据进行庭审质证；辩护人取证不合法，又未通知其出庭作证；构成周某重伤的医学证据不充分。”基于上述三点理由，2000年12月25日，宁德市中级法院作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二审裁定。

　　对于“构成周某重伤的医学证据不充分”此项内容，法院认为，周某的损伤虽然经多家医院诊治，但其颅底骨折和面、听神经损伤的医学证据不充分、不足以诊断，而右额区硬膜下积液、左顶区硬膜外小血肿虽有影像学检查支持，但与《人体重伤鉴定标准》所界定的危及生命或严重影响健康构成重伤的基本要素不符。

　　发回重审后，周宁县检察院又委托宁德市第一医院进行重新鉴定。医院认为，出入院时间不统一且疑似更改；病历、病程中有关伤情描述不具体；病历事后补充。“周某病历等鉴定材料存在瑕疵，真实性存疑难以对其伤情进行重新鉴定。”

　　在听证会上，来自周宁县检察院的检委会专职委员叶长青通过PPT展示了“存在瑕疵”的病历：入院时间，有四个不同的说法；出院时间也有三个不同的时间；最为重要的“瑕疵”——“脑脊液漏”记录不一致：在12月11日至12月13日的病历中，均有提及脑脊液漏，但未记录具体情况。但在12月14日出院时，病历中未提及脑脊液转归情况，特别护理记录中也未体现有脑脊液漏。

　　因伤情是否达到重伤无法确定，周宁县检察院认定郑某构成故意伤害罪一案的证据不足，经检委会研究决定对郑某作存疑不起诉处理。

　　周某不服，自此走上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先后到周宁县检察院、宁德市检察院、福建省检察院提出过申诉，均未获得支持。2019年9月24日，周某向最高检提出了申诉。

　　经过审查，最高检主办检察官王庆民认为，在被害人伤情鉴定方面的问题，案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特殊性、专业性，因此有必要召开听证会，听取申诉人、专家、听证员的意见，进而为依法处理本案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