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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聆听八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2021-05-18 16:44:59  来源:福建纪检监察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今天,正值5.18国际博物馆日,让我们共同品鉴各馆“C位”革命文物,一起聆听八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

一起聆听八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藏于叶飞将军体内的子弹头

  这是一颗带铜锈的子弹头,长1厘米,宽1厘米,重量19克,国家一级文物。这颗子弹头“埋藏”在开国上将叶飞同志的身体里长达66年之久,直到1999年他逝世后才取出,他的子女将这颗意义非凡的子弹头捐赠给省革命历史纪念馆。

  故事发生在1933年,叶飞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的身份在福安城外狮子头渡口客店与中共地下党接头,遭到国民党特务突袭。叶飞头部中弹倒下,特务搜去他身上的手枪和笔记本,发现叶飞仍活着,又冲上来连开三枪才离去。奄奄一息的叶飞后来被附近群众发现并送到根据地,受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医生只取出叶飞头部和臂部的子弹,留在胸部的子弹没能取出。就这样,这颗子弹伴随着叶飞的一生,见证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

  福建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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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17日《闽海正报》号外

  这张白色的报纸《闽海正报》号外,纵19.5厘米、横27厘米,现藏于福建博物院。

  1949年8月17日晨5时,十兵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五团首先由福州城北面攻入城内,顺大街向南前进至万寿桥受阻。为追歼逃敌,夺取万寿桥,二四五团在位于桥北的台江设立指挥部。在火力掩护下,该团三营副营长魏景利带领战士向敌人发起进攻,不幸壮烈牺牲。三营七连发起攻击,经过多次冲锋,消灭守敌,夺取万寿桥,为大部队的前进打开了通道。当天,《闽海正报》发行了标题为《在天亮的时候福州正式解放》的号外,是报道福州解放消息最早的报纸。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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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船政制造的“通济”舰舵轮

  1894年船政制造的“通济”舰舵轮,直径109.5厘米,厚5.5厘米,铜铁木合构,国家一级文物。舵轮中间刻有“通济舰”“大清光绪廿年”字样(后加钤“福州船政局”)。2008年,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通过社会征集文物,向军事收藏家曹少波购得这件舵轮。现陈列于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五楼展厅。

  “通济”舰是船政建造的第三十四号兵船,因长期作为海军学校学生的练习舰,所以师生们都亲切地称其为“济伯”。萨镇冰和陈绍宽都曾担任该舰舰长。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应急下令在长江江阴至靖江段实施沉船封江,海军将部分舰龄过老的军舰列为沉船,自沉构筑阻塞线。8月12日,“通济”舰被作为阻塞船自沉于江阴封锁线。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打捞局工程队于1962年2月着手打捞该舰残骸,当年5月出水,后拆解炼钢。“通济”舰舵轮是中国探索工业自强的有力见证,也是重要的抗战文物,弥足珍贵!

  厦门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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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儿童救亡剧团铜徽章

  这枚略带锈蚀的徽章是珍贵的国家三级文物,现藏于厦门市博物馆。它来自一群热血少年,他们就是在抗日战争初期闻名海内外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简称“厦儿团”。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抵抗。在厦门,有30多名热血少年,在中共厦门工委的直接领导下,组成儿童救亡剧团。他们白天在街头高唱抗战歌曲,为抗日将士募集钱粮,晚上在剧场演出,为民众加油鼓劲。“厦儿团”的救亡宣传活动成绩斐然,最终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四大儿童剧团”之一。

  后来,“厦儿团”从广州前往香港、越南、高棉(柬埔寨)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三年多辗转二十多个城市,演出数百场,最终带着募捐到的五大卡车药品、衣物和十多万外币返回祖国,有力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他们身上的徽章成了荣誉的象征。

  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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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声机

  留声机的外观为硬木制作的立体方形木盒,正面有铁质摇杆及铜制的提手和锁扣,四角包铜加固。打开盒盖,台座上安装有圆形转盘,上翻盖盒内安装有圆形铝合金喇叭,转盘上放有一张黑胶唱片,灌制的是京剧大师程艳秋的《青霜剑》。

  1932年4月20日,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攻克漳州。漳州战役,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歼灭国民党4个团,俘敌1674人,缴获枪炮2300多支(门)、飞机2架及大批物资。这些战利品中,除了军用物资以外,还有一台留声机,它是原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的旧物。

  红军进漳后,积极发动群众,播下革命的火种。由于缴获的物资较多,主动撤离返回根据地时,仅靠红军的人力和车马无法将这些物资和战利品运送至瑞金。当时,许多民众自发地帮助红军运送物资,漳州工人运输队队员许留金便是热心民众之一。当他返乡时,为表示感谢,红军把这台留声机送给了他。回到家乡后,许留金一直收藏着这台留声机,并视如珍宝。

  漳州市长泰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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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茶壶

  此小茶壶为白瓷质,壶身为梨状,一面饰山水画,一面有行书款识“红杏村中酒,蒙山顶上茶”。

  它是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后,入泰红军罗姓营长赠予本地西医张祖黄的物品,为感谢后者在城关群众大会上担任翻译及支持革命行动。

  在泰期间,进漳红军秋毫无犯、善待群众、打击恶霸,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信任,顺利完成筹款筹粮、扩大红军(70多名有志青年自发参加红军)、抗日宣传和发展地方武装等任务,于1932年5月中旬离开长泰,赶赴石码参加红四军整编大会。张祖黄一直珍藏着这把小茶壶,感念军民鱼水深情,直至1987年10月移交给长泰区博物馆收藏。

  平和县长乐乡平和暴动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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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轮手枪

  这把锈迹斑斑的左轮手枪,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打响了福建革命武装暴动第一枪。

  1926年,共产党员朱积垒在毛主席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在家乡平和县上坪村成立福建省第一个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蒋介石大量捕杀共产党员。为反击国民党的疯狂屠杀,挽救革命危机,中共平和县委于1928年召开全县农会会员大会,决定组织武装暴动并成立了以朱积垒为首的暴动指挥部和农民自卫军。

  1928年3月8日,以朱积垒为总指挥,在平和县长乐乡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八闽第一枪”,史称平和暴动。

  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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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尔七使用的派克钢笔

  该笔通长12.5厘米、帽长5.3厘米、笔杆长11.1厘米、直径1厘米,为派克真空上水(Vacumatic)系列,笔帽顶端有金属环,笔夹箭矢形状无字样,略磨损,中间有对称两小孔;笔身为珍珠绿横条纹赛璐珞笔杆,金色笔尖,尾盖有金属环装饰,旋开后为下压上锁式金属钮,整体外型优雅,有使用痕迹。

  该笔为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中国共产党党员沈尔七所使用,泉州华侨历史学会早年征集。

  沈尔七(1914—1942),原名沈庆炬,福建泉州人。他如许多侨乡青年,于1930年到菲律宾工作学习。抗战期间,沈尔七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斗争洪流。1942年11月,因伤住院期间,医院被突袭,组织人员疏散时,为掩护其他伤病员撤退而不幸中弹身亡,血洒疆场,时年28岁。

  从离家到牺牲的12年间,沈尔七三次回国,却未及返家探亲。1938年5月在皖南,他给母亲的一封回信中用钢笔写道:“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家中甚然困苦’,不言(可)知,望母亲能以儿为光明事业努力,勿怪儿之不肖,安心教养弟弟。……”

  他用生命实践了“为光明事业努力”的誓言,体现了牺牲小我为大我、为国而忘家、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钢笔制造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早期,我们或可以推测,沈尔七就是用这支钢笔写下这封充满家国情怀的信笺。

  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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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家书

  李刚家书,系原件,材质属于纸质,长7.5厘米,宽7.5厘米。2018年12月,南安市诗山镇红旗村委会将该家书捐赠给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

  南安市籍马来亚华侨、抗日民族英雄李刚,1938年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在南安领兜一带领导抗日救国运动时给双亲写了一封信,信里写道:“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儿深知,但现在国难当头,儿顾国难顾家,请双亲原谅!”

  “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短短家书,道尽李刚忠心报国的赤子之心,以及在祖国危难之际,为革命挺身而出、舍家卫国、义无反顾的爱国精神。1940年冬,李刚奉命到省委干校学习,1941年1月,被国民党军警围剿,在突围中,他告诉同志们:“只要心中有党,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莆田市涵江区闽中司令部纪念园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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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汝楠使用过的手摇发电机

  无线电台是游击队之间最好的联系工具,给无线电台供电靠的是手摇发电机。闽中游击队通讯设备非常稀缺且简陋,手摇发电机更是罕品。在一次伏击战中,游击队在战场上缴获一部手摇发电机,据说它是当时全莆田唯一一部。游击队视若珍宝,立即把它送到游击队总部。此后,游击队领导林汝楠等与外界通讯联系全靠它,指挥一次次战斗也靠它,一直陪伴着游击队直至革命胜利。小小的手摇发电机,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对于游击队来说却是比生命还重要的“宝贝”,它为闽中革命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该手摇发电机现收藏于莆田市涵江区闽中司令部纪念园管理处,为国家三级文物。

  宁化县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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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这是全国目前唯一一本保存最为完整的、正规出版、印刷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

  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部自己编制的号谱,为横式小32开本,内页20页,对折成40页,长21.8厘米,宽13.5厘米,用毛边纸黑油墨印制而成,里边用五线谱详细记载着关于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等340多首曲谱,是当年红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是红军用于联络通讯的重要工具。

  在革命战争年代,军队的冲锋号声被视作能令敌人闻之胆寒的胜利之声。那带着红穗的军号,是部队号令的象征,具有无比崇高和神圣的地位。除了激励士气,司号兵更重要的任务,是凭借小小的军号,协助指挥员进行通信联络。

  1975年,老红军罗广茂听说宁化县革委会正在征集革命历史文物,便将《军用号谱》连同号嘴捐给了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如今,红军军号在宁化这片红土地上总会时不时地响起,依旧振奋人心,催人奋进。

  明溪县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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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型金属座钟

  座钟为铜、玻璃质地,重786克,长13.29厘米,宽11.79厘米,高15.48厘米。

  1931年7月初,红一军团红4军和红12军部队首次解放归化(明溪),所到之处,穷苦百姓十分欢迎。

  一天,红4军代理参谋长唐天际同志突然晕倒,在帮红军炼土硝的吴汝清和吴汝林两位老乡发现后,急忙烧甜姜汤给他喝,用菖蒲烧水给他擦身,但还是不见疗效。吴汝林到处询方问药,打听到用乳鸽配伏芩等中药炖成汤的方法可以治疗这种病症。于是,他特意从圩上买了乳鸽,熬制中药给唐天际服用。

  不久,唐天际的病痊愈。当知道乳鸽是吴汝林从圩上买来的时,他很是感动,便拿出红军票和苏维埃银毫子要他收下,可吴汝林说什么也不肯收。最后,红军部队就把攻打建宁县城缴获的一个战利品——方型金属座钟,送给吴汝林留念。吴汝林一直珍藏这一纪念物,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捐献给明溪县博物馆,后存放于明溪县革命纪念馆。

  大田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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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赠给郭昭远的书箱

  1929年8月,朱德军长率红四军攻打大田,遭到当地民团及军阀卢兴邦部的阻击,红四军攻打大田不克,随后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及其前委机关3000多人进驻大田屏山乡。

  时逢暑季,天气炎热,加之战事劳累,饮食无常,包括朱德军长在内的几十位红军战士患了痢疾。开中草药铺的郭景云、郭昭远闻讯后心急如焚,因为药铺里贮存的药材根本就不够医治一众红军将士。他们背起背篓,冒着酷暑,进山采集草药,并用祖传医术熬制汤药,终于把朱德军长及红军将士的痢疾给治愈了。

  朱德军长痊愈后,与郭昭远、郭景云相谈甚欢。为感谢他们的医德仁心,朱德把一支六角形的法兰西铅笔赠给郭景云,并赠郭昭远两个书箱,并亲切地打趣道:“你是秀才,我是穷人也是读书人!”含有秀才爱书之意。

  泰宁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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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宁大田区苏维埃政府印

  印为木印,杂木阴刻而成,长8.7厘米,宽4.5厘米,高2厘米,重50克,整体扁长,呈梯形状,单刻自上而下直读“泰宁大田区苏维埃政府印”,字为宋体,属于国家三级文物。

  泰宁县大田区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府)旧址位于大田乡大田村杨氏祖屋太和堂。1931年6月,红军第一次解放泰宁,在大田乡建立了大田区革命委员会。在红军帮助下,大田区革委会发动穷苦百姓闹翻身、打土豪、焚田契、废债约、筹粮筹款,劳苦大众扬眉吐气。

  1932年10月19日,红军二次解放泰宁,迅速恢复县、区、乡红色政权,大田区革委会深入宣传发动,建立地方武装,打击反动保卫团和大刀会。

  1933年2月,中共泰宁县委、县革委会转移到大田苏区,10月25日,泰宁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将“县革委会”更改为“县苏维埃政府”,选举杨志和为泰宁县第一任苏维埃主席,区、乡苏维埃政府同时建立,这标志着闽北红色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健全。

  永安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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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开圆盘立式印刷机

  民国四开圆盘立式印刷机四足底座,座上横杆铸“上海湧兴厂制造”。机身由手摇大轮、曲轴、大小齿轮、左右支连杆、摇床、弯连杆、交架、交棍、墨池、一根着墨棍、二根均墨棍、版框、纸盘组成。最长128厘米、最宽95厘米、最高133厘米。

  1938年5月,随着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感召和地下党的团结影响下,一批爱国知识分子、进步青年,相继从祖国各地云集到永安,形成了一支以永安为中心、广泛的抗战文化统一战线队伍。

  这台民国四开圆盘立式印刷机见证了他们以笔作武器,以刊物为阵地,把自己的全部智慧乃至宝贵的生命,毫不吝啬地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促成了永安抗日文化的高涨与繁荣。

  据统计,战时的永安有39个出版社、19家印刷所、15家书店,先后出版了13种报纸、129种期刊、700多种图书。抗战时期,改进出版社从上海湧兴制造厂购置的这台印刷机,为宣传抗日救国,鼓舞民众斗志,印刷了大量进步期刊报纸。

  建宁县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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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共国际师画报》

  这一张《少共国际师画报》出自少共国际师进驻建宁时期。画报长58厘米,宽37厘米,是少共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为创建少共国际师而专门出版的副刊画报,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幅画报由十二幅画和一首歌曲组成,记录了在建宁这片红土地上,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的红小鬼们舍身忘我、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见证了在那段风雨如磐的峥嵘岁月里,少共国际师成长壮大的光辉历程。

  龙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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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声》报

  《岩声》报,国家一级文物,尺寸为25厘米×17.5厘米,上世纪八十年代由龙岩博物馆征集收入馆藏,保存较为完整。

  1921年,邓子恢与章独奇、林仙亭、陈明等进步青年,在龙岩白土组织创办“奇山书社”。他们对新思想、新文化进行学习和研究,并把读书心得油印成《读书录》,第二期改名为《同声》。

  1923年9月,为了更好地“揭露社会黑暗,报道群众斗争,推广革命思潮,宣传社会主义”,邓子恢等人将《同声》的内容扩充,增加了新栏目,改刊名为《岩声》,并公开出版。

  《岩声》报也成为了自“五四”运动后,福建创办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发行范围最广、影响甚大的进步报刊。《岩声》以及龙岩其他革命报刊的出版,为中国共产党龙岩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工农运动的发展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也为之后龙岩人民革命斗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连城县新泉整训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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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14日闽西交通总局肆片赤色邮花实寄封(附信)

  1931年7月14日闽西交通总局肆片赤色邮花实寄封(附信),信长18.2厘米,宽25.3厘米,信封长7.8厘米,宽15厘米。国家一级文物,1976年11月3日,由连城县新泉整训纪念馆征集收藏,保存较为完整。

  这是驻扎在新泉的闽粤赣赤卫第三团第三营营长华洪胜、政治指导员罗伯仁,于1931年7月14日写给新泉黄石潭乡苏维埃政府关于该营七连移至车田(下塘背)驻扎的公函。它以其特殊的方式,宣传了我党政策以及红军和苏区的存在,扩大了红军及苏维埃的影响。

  闽西赤色邮花肆片邮票系我国苏区最早发行的珍贵邮票之一,传世极少,贴有该票的实寄封,目前仅此一枚,而且封、戳、邮票均保护完整,极为珍贵,成为中央苏区红色邮政历史的最好见证。为后来中央苏区的邮政通讯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邮政事业积累了经验。

  长汀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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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叔衡牺牲前使用的马灯

  这是1935年2月何叔衡牺牲前使用的马灯,国家二级文物。马灯通高34厘米、通宽18.5厘米、重431克。

  1935年初,党中央决定送何叔衡和瞿秋白等身患疾病未能参加长征的有关人员取道香港,前往上海就医。他们从江西瑞金秘密动身,2月17日抵达中共福建省委驻地长汀县四都镇汤屋村,在此稍事休整,于21日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分局组织人员护送启程,前往永定县同张鼎丞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会合。为确保安全,他们只能白天躲在深山密林里,夜晚摸黑行军。何叔衡年老体弱又高度近视,护送队员们便点亮了这盏全队唯一的马灯,让他提着走在前面,大家跟着走。

  24日凌晨,何叔衡一行来到濯田镇水口乡梅迳村,休息期间不小心暴露了目标。由于敌人四面包围,红军护卫队伤亡过半,大家决定分散突围,到永定找张鼎丞的部队。

  何叔衡在邓子恢的带领下突围后,翻越崎岖山路,由警卫员扶着或背着走了七八华里,实在走不动了。当走到一个山崖时,何叔衡猛地推开警卫员,纵身跳下山崖。一阵树枝的响声,引得团丁朝悬崖下冲去。何叔衡用自己的老弱的身躯掩护同志们脱离了虎口。在山崖下,敌人发现了身负重伤的何叔衡,此时正好苏醒过来的他用尽力气与敌人进行搏斗。两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他用生命实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古田会议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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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首次统一的全套军装

  “上衣为中山装式,有两个上贴口袋,领口佩缀红领章;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军帽为八角帽,缀有布质红五角星帽徽。”这套简朴的军装,就是中国红军历史上第一套正规军装,于1929年3月在福建长汀被设计并制作出来。该文物见证了红四军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被列为国家二级文物。

  为打破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紧密配合下,红军经过半年艰苦转战,成功开辟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当年,由于经济困难且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红四军服装各式各样,大部分战士的服装相当破旧,急需更换补充。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为了便于行军作战和内部管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四军主要领导人决定拿出一部分军饷,制作4000套军装。红四军战士们穿上统一的新军装后,军容军貌焕然一新,军威大振。战士们在长汀县城南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的检阅。

  龙岩市永定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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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送给朱德的望远镜(转赠戴镜元)

  这架望远镜外观为黑色,上口径3.2厘米,下口径4厘米,主体结构为铁质,背带及镜头护罩为牛皮,镜身上下两部分存在局部腐蚀、漆面脱落现象,外配一背包,包主体为帆布制,背带为牛皮,保存基本完好,为国家一级文物。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米高扬到河北屏山西柏坡中央驻地,并带了十架望远镜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其中一架送给了朱总司令。2月底,因戴镜元同志长期在中央军委从事情报、机要工作,功绩卓著,朱德便将这架望远镜奖励给他。戴镜元一直珍藏至1992年5月,亲手捐赠给龙岩市永定区博物馆收藏。

  据了解,当年斯大林送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望远镜现在都已下落不明,只有朱德转赠戴镜元的这一架在永定区博物馆保存,因而极具历史价值。该藏品已于2017年编入《中国文物志•可移动文物志》,是福建入选该书的六件珍贵馆藏文物之一。

  闽东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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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福顺就义前留影

  闽东革命纪念馆陈列着这样一张拍摄于85年前的珍贵照片,记录了福建周墩特种区(今周宁县)革命烈士凌福顺英勇就义前的真实瞬间。

  凌福顺(1912—1936),祖籍宁德周宁,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小家境贫寒,讨过饭,打过零工。1934年11月任周墩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1935年8月,任周墩独立营营长。

  1932年,凌福顺秘密加入了周墩地下革命组织,很快成长为革命骨干。

  1934年7月,凌福顺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在周墩城郊的坂头林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队第十一支队,凌福顺担任队长。11月1日,周墩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凌福顺被推选为军事委员。

  1935年8月,周墩独立营成立,凌福顺任营长,坚持开展游击战。刚成立,就在反“清剿”中打了漂亮的一战——萧家岭伏击战。

  1936年4月,凌福顺前往闽北建瓯筹集革命经费后返回周墩,途经浦源村时不幸被捕。他在长达20天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下始终守口如瓶。最后,于周墩西门外在持续2个多小时惨无人道的暴行下壮烈牺牲,时年24岁。他就义前高呼:“父老乡亲们,死没什么可怕,我凌福顺会绝代,革命永远不会绝代!要永远从红莫从白……”

  霞浦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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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英遗稿——《十字街头》

  在霞浦县博物馆红色记忆展区,展示着一份非常珍贵的陈子英遗稿——《十字街头》。这是1946年陈子英发在进步刊物上的文章,20世纪50年代由霞浦县文化人士将其捐赠给霞浦县博物馆。

  陈子英(1921—1948),祖籍长乐,其父青年时来霞浦学艺,成家后定居城关。1948年代理闽东工委书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子英参加抗日剧团,被推选为团长,自编自导短剧,下乡巡回演出,宣传抗日,深受群众欢迎。而后他与叶挺荃等发起组织“霞浦青年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接受新思想,并受聘为《霞浦民报》主编。他利用新闻阵地发挥“为民喉舌”的作用,以“恣鹰”“陌生”“隼”等笔名,在报上发表针贬时弊的文章,并呼吁全国统一战线,进行抗敌宣传。

  1947年,陈子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福安师范学校第一个中共党员,之后他在学校发展党员6名,建立中共小组。同年夏,他普师毕业,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发展林登第、陈侃、方培榕入党,建立城工部霞浦组织。1948年2月,中共闽东地委决定陈子英代理闽东工委书记。

  同年5月,福建“城工部事件”发生,陈子英不幸罹难,时年27岁。1956年,经中共福建省委批准,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骸安葬于福州文林山革命烈士公墓。

  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

一起聆听八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一起聆听八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闽北分区总工会证章

  闽北分区总工会证章是一枚铜质证章,正面刻着“闽北分区总工会印章”,背面刻有“搃字第11号”,是最能见证闽北苏区工人阶级光荣历史的文物。

  1931年7月,闽北分区总工会在崇安县坑口村成立,设有组织部、宣传部、青工部、女工部和生产部。

  当时闽北分区总工会在扩大红军、创办工厂、发展经济、开展活动、合作抗日等重大任务中,发挥了“主力军”“主人翁”“突击队”等多方位的作用。

  闽北苏区划归中央苏区时,闽北分区总工会动员广大青年工人积极报名参加红军。闽北分区总工会所在地大安的工人代表全部参加红军,总工会成为闽北“创造一个红军营”的模范工会组织。

  闽北分区总工会还建立了闽北红军兵工厂,成为闽北红军游击队补给武器装备的坚强后盾。闽北苏区全盛时期,闽北分区总工会动员和抽调具有各种专长的工人队伍,到“制币厂”“印刷厂”“被服厂”“硝盐厂”“炼油厂”等当工人、技术员和师傅,推动了闽北苏区工业生产及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顺昌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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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的棉大衣

  这件军棉大衣,是志愿军战士黄庭春赴朝参战时所穿的军棉大衣,里外均为草绿色棉布,夹棉,翻领,装袖,长下摆,前摆下方斜插袋。

  黄庭春,顺昌人,1949年5月参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车独立六团战士,抗美援朝时期赴朝参战,立过战功,1952年退伍。1983年黄庭春逝世后,他的妻子因为一份刻骨的念想,始终没舍得把这件破旧的大衣丢弃,而是一直当作“被褥”加在被子上方使用着。正因为有着这份深入骨子里的爱,才使这件军棉大衣得以保存。

  这件不平凡的志愿军棉大衣,曾被福建省纪念建军90周年革命文物联展选中,在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隆重展出,还被编入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八闽军旗红——福建省纪念建军90周年革命文物联展图集》一书。

  (特别鸣谢上述博物馆提供并审核相关素材)

  整理 | 福州市纪委监委 罗源县纪委监委

【责任编辑:马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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