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林则徐之所以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于他有强烈的社会变革意识。林则徐及其幕府的商办思想，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

　　清嘉庆、道光年间，社会弊端日益突出，其中漕政、盐政与河政是糜烂得最严重的三大难题。有识之士呼声最高的是变革漕政，同时也关注盐政和河政。

　　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有严重缺陷，由人工强行开挖的山东运河不顺水势，漕船北行过了清江，需步步挑淤挖浅，节节设坝，趁汛开闸百计引水济运，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抵达临清，同时又要考虑至京后的南返是否失。

　　而上海至天津的北洋海运，早在元朝中期即已开通，元朝对漕粮遂采取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的方针。由于明朝厉行海禁，南北流通不得不全靠大运河。

　　清朝在1685年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并逐渐放宽限制。因此，完全具备了由海运代替河运办漕的客观条件。

　　嘉庆九年(1804年)，江南名幕包世臣首先在苏州提出南漕海运和商运的主张，但被否决，致使“终仁宗之世，无敢言海运者”。道光年间，以林则徐及其幕僚魏源为首，再次提出海运南漕的变革主张。

　　1839年，奉钦差到广东禁烟的林则徐，在议复金应麟因陋就简的漕政“变通”廷议时，拿出改弦更辙的海运南漕的主张，林则徐不仅主张南漕海运，还主张商运，只是考虑到减少阻力，才突出海运，而对官运或商运不置可否，待海运果真实行，非商运莫属乃是不言而喻的事。

　　林则徐的朋友、幕僚魏源对这种变革观点则直言不讳。魏氏强调，“以海代河，商代官”，“非商不为功也” 。他认为这样做“因海用海，因商用商，因舟用舟”有四利、六便：“利国、利民、利官、利商” ，“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 。这些言论从侧面反映了林则徐的关于商办的经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