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与洋人接触越多，越发感到对他们了解不够。

一到广州，林则徐就物色通晓外文的人组成翻译班子，又派人到澳门等地“辗转购得”外国人刊印出版的新闻纸，搜集西人对中国时事的评论及动态报道，亲自主持编译成《澳门新闻纸》。

为什么要组织一批人专门翻译境外报纸？1841年4月，他给奕山的信中给出答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印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亦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相互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详细]

西医学在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已经悄然渐进封闭的中国。

林则徐在了解西方、研究外情、翻译外文报纸和书刊的同时，开始接触到已流入南方的西医学。

他组织人力翻译西方杂志，包括有关中国时事报道《澳门新闻纸》和述及英国人对中国人看法的书籍《华事夷言》，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与西医药学最初的接触。

林则徐到广州后，和英美等国商人、官员、军人打交道，在商贸、防务、外交方面态度都较强硬，但是对西医院和传教医师却是通融并信赖的。

熊月之先生在《西学东渐记与晚清社会》中说：“林则徐与传教医师伯驾的联系，也是很富时代意义的。”[详细]

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林则徐还特别注意学习研究国际法。

1839年，林则徐在《东西各洋越窜外船严行惩办片》中写道：“臣等查访夷情，因知外国商船来粤贸易者，必先于该国请领牌照，经过夷埠俱须验明……”因此，一旦有外船走私偷渡，就可以宣布“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因为此种行为被外国查出，“在夷法亦必处以重刑”，从而为他严查走私鸦片找到了法律依据。

由于在中外交涉的过程中，林则徐逐步认识到翻译法律书籍的必要性。在他的翻译推荐下，由瑞士人滑达尔于1758年所著的《滑达尔各国律例》（以下简称《各国律例》）迅速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本书详细介绍了适用于各国和主权者的行为和事务的自然法原则，林则徐初识该书就如获至宝。[详细]

林则徐的外交活动以及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禁烟活动中，他始终以“正义”之理作为自己的外交准则。这种正义外交在林则徐一踏上广州就显现得淋漓尽致，在对外国鸦片商的《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中这样义正辞严地说到：“广东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朝”。

正是因为林则徐对中外外交形势，特别是中外贸易形势有一个客观的断定，因此在顺天府尹奏请道光皇帝禁海时，道光皇帝特别需要等待林则徐的复议，林则徐坚定地认为：“大海茫茫，四通八达，鸦片之祸，断不在海禁与否。”林则徐在外交特别是中外贸易处理中，差异化的外交手段使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外交思维，外交矛盾之法利用得更加成熟。

按照清廷惯例，钦差大臣和封疆大吏是不能同外国人接触的。[详细]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就思想来源而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另一个是中国古代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其中受西方民主思想传入的影响较大。

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结局，不但是中国认识西方器物文明之始，同时也是认识西方制度文明之始。中国人最早认识到的民主，就是在1840年之后传播进来的。

在中西文化冲突和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背景下，一些地主阶级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之道跑，最先关注到西方议会思想的是林则徐等人。他们在提倡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和民用工业先进技术的同时，还介绍了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特别是西方的民主选举思想。[详细]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所从事的振兴中华民族的事业，是把反对侵略和学习西方两者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的，而他在广东奋力进行的海防建设，就是这种结合的体现。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面临的是海上霸王英国殖民侵略的新课题。林则徐一开始就对广东前线的海防建设，给予高度的重视。

当时的清军水师战船装备简陋落后，又未经过严格的海上训练，若在海上交锋，是以英军之长击己之短，胜利希望甚微。只有收缩水师，避免海战，加强沿海炮台，力争在陆路与英军交战才是上策。

在陆上，针对中国海岸大炮射程短，命中率低，转动不灵等弱点，秘密从澳门购买西洋大铜炮及其它精制生铁大炮，自五千至八、九千斤不等安装沿海炮台，仅虎门炮台所购西洋大炮就有二百位。[详细]

林则徐作为一个经世致用、忧国忧民的爱国官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主张严密防范，坚决抵抗。他对边疆地区防务的筹划、建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林则徐非常重视对边疆地区国防军事情况的调查。在遣戍新疆途中，他就注意沿路搜集材料，在到达戍所后，他致力于研究新疆的历史地理沿革，以求对新疆的边防形势有所了解。

在新疆期间，林则徐还研究屯田备边的历史经验，着重了解清代新疆屯田情况。边疆屯田，在当时是巩固边防的重要措施。

林则徐对我国边防建设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贡献就在于他早认识到了沙俄侵略的危险性。[详细]

就国防形势而言，包括林则徐在内的清朝官员都抱有“重陆轻海”的传统国防观念，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在东南沿海都没有强大的敌国外患，万里海疆犹如一道不可逾越的海上长城，使中华民族的生存长期以来未曾遭受来自海洋方面的严重威胁。

这种观念的改变，源自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疯狂入侵。林则徐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军事战略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通过对战争的实际考察，迅速敏锐地觉察出传统海防战略的弊端，开始对传统海防观的扬弃。

经过几次海上交锋，他思想起了变化，立足点从陆地转向海洋，承认英军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如人，竭力购买外国船炮，并加以仿造。

他还抢在战争爆发前，买回一艘美国兵船“甘米力治号”服役于清朝水师，该船装有34门英国制造的大炮。[详细]

从洋人闯入中国沿海开展贸易后，多种多样的洋钱流入中国。洋钱携带方便，计算方便，规格、币值准确，中国的老百姓乐于接受。因此，洋钱冲击了中国古老的货币制度。本来清朝实行“银两”与“制钱”并用的货币制度，两者的比例，一般为一两纹银兑换一千文制钱。

用洋钱直接、间接地换取中国的白银，会造成白银外流，而鸦片的大量输入更是白银外流的一大漏洞。物以稀为贵，白银愈少，银价愈高，因此当时清朝出现了足以引发经济崩溃的“银荒”。

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针对海盗猖獗、鸦片泛滥、白银外流等问题，亲自调查发现，民众愿意使用银钱，于是上报朝廷提出自铸银币，并在江苏开始试行。[详细]

自林则徐抵粤禁烟后，由于他同时采取保护正当贸易的措施，颇受各国商人欢迎。林则徐唯恐“封关”对策将断送中外贸易这一新的前景。

林则徐曾组织有关人员摘译瑞士人瓦特尔关于国际法的著作。瓦特尔的著作《国际法》强调国家主权，其中包括“一个国家拥有禁绝外国货，没收走私货，以及进行战争的权利”等相当广泛的内容。这就为林则徐以具结的方式维护正当贸易，提供了充分的国际法的法律根据。

1839年4月19日，林则徐在《会谕义律、参逊、士那、番巴臣暨各国商人遵式具结》告示中指出：具结的方式是针对“卖鸦片者言之”，若各国商人从此皆不带鸦片，“则并无犯法, 又何至累其生命乎？”[详细]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落后的传统农耕方式极大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在古今中外交汇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渐渐地，林则徐认识到西方技术先进性，开始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当时的江南，仍旧使用汉代就有的翻车灌溉农田，“翻车一架五人踏，水漏不得全归漕”。

1833年，齐彦槐仿制西法龙尾水车。林则徐得悉后，亲自到现场观看试用，看到这种水车既缩短时间，节省人力，又提高效率。于是想将其推行于农用和治水等方面。

他连称，这水车效率比之中法大为提高，“一车当五人当十，用力减少成功多”，充分肯定了仿西法龙尾水车的功用。林则徐提倡先进水利农具，推广农田种植技术，对当时的农田丰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详细]

民族英雄林则徐之所以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于他有强烈的社会变革意识。

1839年，奉钦差到广东禁烟的林则徐，在议复金应麟因陋就简的漕政“变通”廷议时，拿出改弦更辙的海运南漕的主张，林则徐不仅主张南漕海运，还主张商运，只是考虑到减少阻力，才突出海运，而对官运或商运不置可否，待海运果真实行，非商运莫属乃是不言而喻的事。

林则徐的朋友、幕僚魏源对这种变革观点则直言不讳。魏氏强调，“以海代河，商代官”，“非商不为功也” 。他认为这样做“因海用海，因商用商，因舟用舟”有四利、六便：“利国、利民、利官、利商” ，“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 。这些言论从侧面反映了林则徐的关于商办的经济思想。[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