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洋务运动兴起，中国与东瀛日本，共处一条起跑线上，共同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

　　两国都意识到落后要挨打，要向西方学习，要增强国力。而在初始阶段，魏源的《海国图志》还被引入日本，并曾风靡一时。只是日本的洋务派在一段错试后，迅速作出调整，确定了“西学为体”的方向。“脱亚入欧”，逐渐成为日本主流社会的共识。此时，中国的洋务派、社会精英，仍困惑于“体用之争”。在言路未开的政治氛围中，争论仍以高层领军人物的思维定势为依归。其中，李鸿章确认：中国只要拥有“开花大炮”、“铁甲轮船”，就可驱“夷”于我海域之外，保我大清的长治久安。

　　军工领域成为洋务运动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以后才渐次及于经济、文化层面，最后落脚于政治领域——夭折的百日维新。

　　洋务运动的运行轨迹，清晰可见。百日维新和明治维新，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剖析了上述大背景，再回到船政学堂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话题。

　　肯定地说，这种开放与交流，有它的正面作用，但其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

　　福建船政学堂的前学堂学法文习造船，后学堂学英语习驾驶。在课程设置方面，体现“中学为体”的理念，规定了生员必修课《圣谕广训》和《孝经》的内容，以防范生员滋生有逆圣上、离经叛道的言行。

　　为了应对洋务人才的急需，清廷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正式向西方官派留学生员。这个举措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是社会朝向开放的一大进步。粤人容闳成为派遣留洋生员，推波助澜的弄潮儿。1872年，容闳向曾国藩、李鸿章建议，分批派120名，年龄在10—16岁的幼童，赴美留学。原定学限15年，后提前回国，有许多人成为中国近代的佼佼者。如詹天佑是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京张铁路建造者、杰出的工程师，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外交总长梁效彦、蔡廷翰，清华大学第一位校长唐国安，开平煤矿工程师邝荣光、关仰曾等。

　　1877年，福建船政正式派遣赴欧洲学习的留学生员。此年1月13日由李鸿章、沈葆桢奏准派赴法国学习制造学生14人、艺徒9人，赴英学习驾驶学生12人，学习期限为3年。

　　19世纪80年代，又先后两批派赴英、法、德学习造船与驾驶的留学生员。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还有任海军舰长（管带）的许多人，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等；更有任海军部长的萨镇冰、李鼎新、刘冠雄等人。甲午海战中，著名将领邓世昌虽不属正式派遣行列，也曾奉命自欧洲驶回购买的船舰，并在欧洲接受过培训。

　　船政学堂派出的留学生员，对建设近代海军和造船工业，都有正面的作用。

　　然而，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导思想下，在派遣留学生员过程中，以及回来如何使用留学人才时，清廷都人为地设置了诸多障碍。

　　例一：最早派遣留美学童，本意想培养能精通外国语，掌握先进的西方实用技术，又保持满脑袋“之乎者也”，这样双重人格的人才。不想，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融入美国社会后，就脱下蓝缎褂，穿起洋服。那瓜皮小帽底下的小辫子，常被围观者误为女孩子，更使人难堪，干脆一剪断了。这还是表面的变化。孩子岁数渐大，竟然和美国姑娘谈情说爱。有的还皈依了基督教。孰可忍，孰不可忍？更致命的是孩子对规定的《四书》、《五经》，兴趣索然，对个人自由、民主等西方的价值观趋之若鹜。长此以往，与派遣的初衷南辕北辙，如何了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到底，还是要确保爱新觉罗万世一统的江山，永不变色。于是一声令下，提早把历史上颇具创意的留美幼童全部撤了回来。创新之举，就此扼杀于摇篮之中。

　　例二：粤籍早期留学生——容闳，他在推动中国历史上首次向西方官派留学生中，功不可没。他本人又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美国名牌大学——耶鲁大学学位的留学生。1854年，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文科，时年26岁，风华正茂，报国心切；但回国七、八年找不到工作。迫于无奈，不得不做起茶叶生意。1863年，始成为曾国藩的幕僚。1872年，他的建议经曾国藩领衔签署，才获得批准实施。1881年，由于上述原因，全部幼童被撤回，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1898年，维新变法兴起，他又想有所作为。其时，其寓所成为维新精英聚会所在。风云突变，百日维新夭折。菜市口“戊戌六君子”热血震撼变法精英，他经上海，逃到香港，后转美国，终老于斯，了却悲剧一生。然而就是这个悲剧人物，成为中国打开通向外部世界的第一人！

　　例三：在洋务运动领军人物李鸿章眼里，天朝日趋老朽的体制，依然完美。欠缺的只是器物“坚船利炮”。西洋的人文、政治、文化可以不学，至少在初期没有列入留洋学习计划。船政学堂派出的生员，都是成年人，心理上已具“夏夷之防”的免疫力，所学又是造船、驾驶，于政体无妨。但是，出人意外，在船政学堂派出的留学生员中出了一个闽籍人士——严复。此子在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的三年中，却倾心于研究英国社会。他来到的这个国家，是曾经打败天朝的“英夷”。这个十分陌生的国家，除了“坚船利炮”之外，是否还有深层的、鲜为人知的“社会奥妙”？工夫不负有心人。他以后的成就不在海军领域，而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回国后，他翻译了大批社会科学名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名学》等。这些译著，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起了振聋发瞶的作用。于是，严复声名鹊起，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的超前成就，突破了“中学为体”钦定的格。来自异域的“异端邪说”，怎能迎合高层的意旨？他无法得到重用，只好提起教鞭，当他的教书匠去。人才，不能尽其用，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例四：还要提到的是同样具有悲剧色彩的清廷二品大员——郭嵩焘。他生前被诬为“汉奸”，死后还有人要破他的棺，鞭他的尸。此人遭此不白之冤，就因为他曾出过洋，亲自接触过西方社会，是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就因为他在当官的同时，认真考察过西方的政体；就因为他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中国的落后；就因为他敢于发表与当时主流社会完全不同的声音。他认定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则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西洋的国政全公之于民，而中国自秦汉以来，正好相反。总之，就因为郭嵩焘超前的言论和认识，为当时社会所不容。他的任期未满，即打道回国，不再起用，终老湖南老家。

　　如果对照明治维新的日本，中日两国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但对学成归国留学生的使用，却大相径庭。中国留学生象严复这样的俊拔人才，也只能在北洋水师学堂当个教习。其他的人，大部分是管带（舰长）。而日本如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伊东佑亨等，甲午战前，都已是权位显赫的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和海军司令官了。

　　中日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在中西交流，特别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方面，中国就已处于明显的劣势，遑论其他？

　　甲午海战，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从实力上没有太大差距，但日本海军却把北洋水师打得落花流水。中国人虽然把眼光投向海洋，努力建设强大海军，但是耀武扬威的日本海军，在黄海大东沟一役，把中国的强大海军梦彻底击碎！

　　中日在大体相同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日本胜出，成为亚洲强国；中国败落，延续着“东亚病夫”的历史，并再次受到强国的侵略。这难道不值人们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