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菲律宾华侨“妇慰会”又汇港币1万元给新四军购买医药之用。

　　回国支持抗日

　　广大侨胞不但以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援祖国的抗战，而且有不少华侨爱国青年毅然回国参军，要求亲自到前线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有的甚至为此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回国参战的华侨爱国青年中，有许多是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或到皖南参加新四军的，如1938年由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民武会”）菲律宾分会发动、组织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28人，除6个人是广东省华侨外，其余全是福建籍华侨。该队的总领队沈尔七、队长戴血民（戴旭民）、副队长余志坚、政治宣传员郑映民（郑显玉），除余志坚是广东人外，其他3位都是福建籍华侨。他们回国至厦门，经闽西北上到皖南，全部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由菲律宾华侨各界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发动、组织的“菲律宾华侨各界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全团24人，都是福建人。团长王西雄、财政张匡时、保管王爱奎（王汉杰）、宣慰曾俊峰（曾心平）、文书郭汐江（郭建）。他们到新四军军部慰劳后，也全部参加了新四军。这些人有的后来重返菲律宾，又成为菲律宾抗日的领导骨干，如“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简称“抗反”）的郭建同志、“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的王汉杰、郑显玉等同志。参加新四军的福建籍华侨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梁灵光、李白涛、李文陵、许寒冰（后与在新四军工作的姬鹏飞同志结婚）、柯竹山、林潮水（黎阳）、林敦星（林醒民）、吴记西、谢白秋、陈一平；印度尼西亚的肖诗颖（肖枫）、王志行；泰国的王崇新……。

　　延安是许多华侨爱国青年向往的地方。当时，许多福建籍华侨爱国青年，从东南亚各国返回祖国，越过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奔赴延安，或直接参加前线抗日或先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简称“陕公”）、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青干班”）、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中央党校等处学习，然后分赴各地进行抗日活动，如菲律宾的庄蹈（卜一）、王唯真、高明轩、张幼延、王寄生（白刃）、许飞鹏、郭华忠、张道时、施纯亮、吴性白、杨志民、张超然、郑清贻、吴灿煌、黄子英、黄登保；马来亚、新加坡的陈明、罗浪（罗南传）、陈沫；印度尼西亚的蔡其娇；缅甸的许金荣等。厦门市的菲律宾华侨爱国青年黄登保，1938年回国到延安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分配到炮兵团，先后当过班长、排长和连长。抗战胜利后调东北牡丹江炮兵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1984年当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

　　祖籍漳州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女青年李林，1936年在北平民国大学学习，并在那里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被党组织派往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不久，大同失陷，她转移至雁北参加鲁县的抗日游击队，后参加八路军一二0师担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政治部主任和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等职，还担任过中共晋绥边区第十一行政署秘书主任。1940年4月，日寇从同蒲、平绥两线调集8000多兵力对雁北进行9次大扫荡。4月26日，她为了掩护边区特委、专署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1000多人转移，遭敌人包围。为了掩护机关人员和群众胜利突围，她挺身而出，率骑兵警卫连两个排兵力与敌周旋，把比自己多十倍以上的日寇兵力吸引过来，使特委机关人员和群众安全转移，而自己却壮烈牺牲，年仅24岁。被称为“民族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