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

　　事实上，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快速发展早已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全球价值链这一新贸易体系归结起来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中间品贸易和增加值贸易。

　　而近年来的贸易增长停滞与全球价值链合作的受阻与放缓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进入本世纪以来，中间产品贸易对世界各经济体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占整个服务贸易的70%，整个货物贸易的三分之二。然而，目前的国际贸易规则仍以最终产品为对象，对以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价值链贸易形成了较大的不兼容性。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统计，全球已形成400多个RTA（区域自贸协定），这种类似“意大利面碗”的RTA不仅增加了商品贸易跨国流通的复杂性，其逆全球化的“竞争性区域集团”的形成，也导致大量的贸易转移，割裂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

　　TPP、TTIP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劳工保护、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绿色壁垒等高标准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市场准入门槛。例如，TPP 明确强调 “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规则明确指出，期制订的目的是“促进区域供应链、确保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协定的生产者”，即在某一缔约方生产。这些规定促进了成员间的生产和供应链整合，却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经贸联系，抵消了由于区域贸易协定带来的“额外收益”。

　　而另一方面，较高的贸易摩擦成本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也对全球价值链贸易造成很大的伤害。在全球价值链下，中间产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和放大效应，显著提高贸易保护成本。中间产品要进行多次跨境交易，即使这些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水平很低，保护程度也会被多次累积，进而严重影响最终产品成本与价格。因此，必须进一步降低平均关税水平，削减关税峰值和最高关税，鼓励部门贸易自由化（零关税），抑制关税升级，取消进出口中的配额和其他数量限制。

　　在降低贸易壁垒的同时，需要配套地降低投资壁垒。从微观意义上而言，全球价值链分工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的结果。降低投资壁垒有利于跨国公司从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最优地进行投资，从而使得全球价值链的整体福利最大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保护政策手段多样，不仅包括传统的反倾销、特殊保障措施等，还包括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以及技术性壁垒等。

　　因此，G20可以考虑建立相应的指标测度和监控贸易与投资壁垒，从而为降低贸易投资壁垒奠定科学基础。由于APEC也已设想降低贸易投资壁垒，G20可以优先考虑在APEC地区的经济体监控贸易与投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