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最终的标尺

　　为“我”书写也好，为“我们”书写也好，诗歌创作都不是口号和理念，而是人本身。对此，本届诗歌周的组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有他独到的理解。

　　“相比于概念，我更关心的是人。”阿来认为，民族性不是刻意为之，只要忠实地写人的生活，表现出他们的言谈举止、行为方式、心理感受，自然就会有民族性，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生活在文化的浸润中。小说是这样，诗歌也同样如此。

　　在丹麦诗人尼尔斯·弗兰克看来，诗歌的目的在于人与人心灵的沟通与对话，其基础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情感。他以一首被翻译过的中国明清时期的无名诗为例：

　　“我心非心，我心已死，可要抛弃一个孩子，如何忍心！

　　噢！扬子江的水啊！请慢点，再慢点！不要冲击那些岩石”

　　这首诗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因无力保护女婴，而不得不弃之入河的悲恸。“显然，这些情感人人都有，不仅亚洲女人有，全天下女人都有。”尼尔斯说，“诗歌是人类感情的共同语言，这也解释了为何世界各地的诗人比普通人更能理解彼此。”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成为诗歌的最终标尺，也是从民族性到世界性的最终标尺。

　　人作为标尺的意义不仅在于创作，也在于阅读和接受。作为“非非”诗派创始人之一的诗人尚仲敏说，即使再优秀的诗人，他的诗也不能写出来只给自己一个人看，他需要读者和知音，而且越多越好。“那些没有读者的诗，注定是‘坏诗’。所以，好诗人和好诗的最起码的标准就是：让人看懂。”

　　这对于所有即将从故乡出发、向着“诗和远方”前行的诗人而言，也许是一个最简单却又最深刻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