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博林

　　诗歌，这一文学皇冠上最古老而璀璨的明珠，在当代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境况。一面是大众偏见的横行，譬如“诗歌就是分行”“写诗是无病呻吟”等论调甚嚣尘上；一面是诗歌内部的分裂，学术话语与商业话语分庭抗礼，业内与大众水火不容。有人自说自话，有人以为噱头，有人不屑一顾，诗歌之处境尴尬若此。

　　然而，不同于许多文艺种类在国际化浪潮下“走出去”的步履维艰，众说纷纭的中国诗歌，反而有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美誉。就在前不久，在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诗刊》等主办的“2016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上，海内外的100多位诗人、艺术家和专家学者会聚一堂。

　　抛开了商业的浮躁，摒弃了论战的火气，诗人们回归诗歌本身，就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世界性，展开一场丰富而诗意充沛的言说。

　　从民族性到世界性

　　“对任何一个诗人来说，从他出生的那一天开始，特别是他后天成长的经历，毫无疑问，在他的身上都会深深地打下他所属的族群和文化的烙印。”在诗歌周的开幕典礼上，组委会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这样说道。

　　在身为彝族诗人的吉狄马加看来，民族性始终是他创作的源泉和灵感，是那块“有歌、有巫术、有魔幻、有梦与现实相交融的土地”培育了他的文学品性。在一首名为《黑色狂想曲》的诗中，他写道：“让我的每一句话，每一支歌/都是这土地灵魂里最真实的回音。”

　　如此鲜明的民族性表达并不是孤例。在诗歌的国际体系中，民族性（nationality）有时也被表述为地域性（locality）。出生于意大利的斯洛文尼亚诗人马尔科·卡沃斯，就把“根植在出生之地，有着特定的语言，以及由习惯和精神遗产塑造的皮肤”定义为地域性。他声称，唯有在地域性的维度中，他才“感到安全，甚至渴望”。

　　地域性往往赋予一个诗人以强烈的地方性标识。即便在中国的部分地区，譬如香港，就很强调诗歌的“在地抒情”的传统，即对于一个地方的记忆、想象、认同与歌咏。这对于地方性标识正寻求突破的内地诗歌而言，无疑是一个启发——与其让诗歌在宏大叙事中悬空，不如脚踏实地，为所在的土地歌咏。

　　“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文学自身生态的变化和调整，无中心时代已经来临。地方诗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除根’过程，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安、孤独和无根的彷徨，正在于‘地方性知识’丧失过程中，我们无以归依的文化乡愁和精神故乡的日益远离。”诗人霍俊明说。

　　因此，在不少诗人看来，地域性的重振将是当下诗歌必然经历的阶段。

　　反观世界性。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世界性是一种剔除了民族性、地域性所余下的“普遍性”，但去除自我，盲目比附，常让这样的“普遍性”显得空洞无物。在诗人树才眼中，世界性不过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地域性”。“世界性指什么？我认为就是一个人的地球性，一个生命的人类性。”他认为，为自己而写，为民族而写，为世界而写，其实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