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们”看作“我们”

　　在当代文艺“走出去”的大背景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也经过了无数次的表述。

　　曾经，固守地域性被认为是对世界性的抵抗；后来，我们又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然而在诗人杨黎看来，这两种说法事实上都蕴含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假设：即民族性和世界性是分割开并相互对立的。

　　“我们不能把所谓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与这个世界的普遍性对立起来，那样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无疑是狭隘的、极端的。”对于这种对立的倾向，诗人吉狄马加表达了他的不赞成。杨黎也说，强调地域性与世界性的对抗，是一种世界破坏主义，其目的是反对现代性。

　　可见，诗人对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的理解，并不流于表面，而更多看到了概念背后的创作实际。在克罗地亚诗人达米尔·索丹看来，正是因为诗歌源于个性，所以它始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对普遍性的亲和力。吉狄马加则表示，只有当诗人的作品深刻地表达了内心独一无二的感受，并通过翻译为读者所接受，他的诗歌才具有了世界性的价值。

　　在此方面，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几乎所有诗人都无一例外地，将“个性”与“共性”这对貌似对立的概念放到了天平的同一端。这源于背后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即诗歌永远是“自我”表达，而“自我”正是全人类沟通的“通用货币”。

　　毫无疑问，“民族性”的本质就是自我书写，这也是诗歌的本质。所谓“世界性”，不过是从“小我”扩大为“大我”——无论如何，依然是“我”。相对于全盘否定的“无我”和空谈概念的“超我”，诗歌的感染力唯有建立在“有我”之上，才能表现人的真实情感和内心经验，进而触动整个世界。

　　“我是诗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人。我为自己而写，也为人类而写。”在谈及“小我”与“大我”关系之时，树才以一种诗意化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感受。这段简短的宣言未曾言明的一点是——中国诗歌要想走出去，唯有把外界的“他们”，看作是一个共同体的“我们”，才能真正与世界融为一体，发出具有“世界性”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