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零判例

　　北青报记者调查得知，就在灵武性侵案今年1月开庭之际，距离灵武市230公里的宁夏海原县，也发生了一起性侵9名女童案件，犯罪嫌疑人是该县甜水乡的小学教师杨某。他在给学生上课之际，猥亵了班上9名女生。

　　作为该案的援助律师，塔拉告诉北青报记者，最终这起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部分，也是通过调解达成和解，每位受害幼女同样获得了数万元的赔偿。当然，与灵武案调解协议一样，和解的条件之一，就是不容许向新闻媒体泄露案情。

　　据媒体报道，2014年12月18日，广西集中宣判了八起性侵儿童犯罪案件，最小的受害者年仅4岁。这其中，就有河池市中院审理的一名51岁农民强奸3名不满10岁少女的案件。

　　吴晖通过调研了解到，河池中院有关法官，在此类案件中从未收到过附带民事的诉讼请求，甚至一些基层审判人员，都不晓得有被称为“亮点”的《意见》，可以支持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康复费用。

　　银川中院的一审法官也向吴晖透露，六年来，他只受理过一起在性侵案件中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请求的，但当事人并非未成年人。

　　而在广西高院刑三庭一位专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官看来，她更关注的是此类赔偿能否落实。“如果加害人是老师，根据《意见》精神，还可以把学校扯进来列为被告，而如果是一个没有赔偿能力的被告人，即使判了也执行不了。最后还不是靠司法救济的钱来解决。”

　　据悉，对于没有赔偿能力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法院对确有困难的被害人，一般动用司法救济经费，这笔款项的上限，在广西是3万元，在宁夏是5万元。但这种救济只是一次性的。

　　北青报记者交叉查询了裁判文书网等数据网站，发现《意见》颁布两年来，此类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中，尚没有一起对心理康复治疗予以认定的。

　　银川中院的主审法官认为，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调解无疑可以让受害家庭拿到更多的赔偿，也免去了一次又一次的诉讼追讨带给孩子的不停伤害。

　　但在吴晖看来，调解不能替代判决。一起典型案例，通过有效判决，会对社会起到更大的警示、教育及防范作用。更何况，这笔钱的用途，本来指向的是受害儿童的精神康复专用，现在以调解的名义一发，大部分成了受害家庭的一笔新增收入。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张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