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母亲

　　11月15日，北青报记者初访小马。脸上写满疲惫的他，发顶尽显稀疏，与他未足而立的年龄很不符。

　　作为12个受害儿童的家长代表，事发后，小马一直四处求助，上北京、赴上海、闯银川，靠贩养肉羊为生的他，由于疏于照料羊群，羊只染病死了不少。近来羊价大跌近半，靠羊为生的他，前后损失了二三十万元。

　　他的低迷不振，曾被人们解读为生意受挫，但在沉默许久后，他向北青报记者吐露了真正的“心结”。

　　“孩子这事出来后，我媳妇儿的性子变得暴躁。原来她最疼这个女儿，现在没事就拿她撒气。每次进羊回来，儿子就会悄悄告状，说妈妈又骂姐姐了。偶尔忍不住时，女儿也会直接哭诉，说我不在时，妈妈又打她了怎样怎样……”

　　小马因为生计，经常要在宁夏、内蒙古、甘肃等地奔波，一年365天，一半以上的时间不能着家。

　　在有数的几天居家的时日，为女儿的事和媳妇儿闹别扭，就成了家常便饭。“事发后，女儿落下了一个毛病，就是夜半突然吵闹，怎么喊也喊不醒。一到这时，我媳妇儿就会骂她，而我就会骂我媳妇儿。最后，就是我开车离家，开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在车里呆上一天。”

　　小马告诉北青报记者，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媳妇儿。他们当地的文化风俗，将女人的“贞洁”看得很重，女儿遭性侵这事一出，观念保守的媳妇儿，难免会认为她变得“很脏”，不再“干净”。

　　“最冲动时，她甚至对女儿说过‘你怎么还不去死啊’这样的话，每到这时，我就感到心痛得不行！”

　　面对来访的客人，小马的女儿会以这样的姿势迎客：依墙而立、身体前倾、双手低垂、眼光躲闪。一眼望去，像是个犯了错甚至正在悔罪的人。

　　“我就是‘恨’她，恨她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小马的媳妇儿这样向塔拉解释，后者是来自北京尚衡(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为他们提供法律支持的援助律师。

　　在塔拉眼中，小马媳妇儿的这种“自我辩护”，其实是另一种自责，是在为自己作为母亲的保护“失守”寻找出口，只是在下意识中，她把对自己的不满找茬发泄向了孩子。

　　中国科学院保护儿童及家庭心理支援中心主任龙迪博士，长期进行遭受性侵犯的家庭经验的跟踪研究。

　　在她看来，国外研究已经证实，遭受性侵犯的经历并不必然导致受害者的终生心理创伤，家人给予的支持最能减少孩子的心理伤害。反之，家人如果不能给予孩子正向的帮助，很有可能“在孩子伤口上撒盐”，对孩子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

　　“性侵害发生后，不光是孩子本人，他们的家人也亟须专业的心理干预。可惜的是，专业人员和现有的政策法规，在关心孩子的同时，常常忽视帮助其家人治愈疗伤，导致家庭难以给孩子未来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持。”龙迪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