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撤诉

　　在12个受害家庭中，老白的家境属于下等。因为他们夫妇，始终在家务农，靠六七亩地种玉米谋生。

　　“玉米一年只产一季，按每斤1元左右的价格，1400斤左右的亩产，收入约1400多元。扣除化肥、人工、水电等，一年的总收入在六七千元。”老白告诉北青报记者。

　　老白家有两个孩子，出事的是老大。按老白的描述，至今为止，女儿仍然胆小怕人，“天一擦黑就不敢出去”。

　　在黄振辛被提起公诉的同时，12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为受害儿童提供了法律援助，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代为提起附带民事的赔偿请求。他们向黄振辛及教育主管部门等五被告，为每位被害人提起连带赔偿各种损失约19万元。

　　“这笔钱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出处。其中约18万元，是心理专家对受害女童逐一测评后，给每人开出的约18万元的后期心理康复费用。”小田家的代理律师、广西方园律师事务所吴晖说。

　　四部委《意见》出台后，吴晖一直关注性侵儿童的心理康复费落实情况，并进行了多方调研。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只支持已遭受的人身损害和必然发生的损失，而精神康复的费用没有涵盖在内。四部委的《意见》，首次将性侵儿童的精神诊治费用，纳入赔偿范围，这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亮点。”就未成年人性侵案件而言，吴晖认为，相比人身创伤，她们的心理创伤可能更严重。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博士，在事发半年后，奔赴当地为这12名受害儿童做过一系列心理测评。在他提供的《受害儿童心理创伤症状评估表》中，有三名女孩的心理创伤程度达到5分的最高分值，平均分数为4.7分。

　　在这创伤度最高的三人中，就有遭母亲“唾骂”的小马的女儿。

　　“春风网”是大陆第一个预防性侵犯、援助遭遇者的公益平台，创始人隋双戈博士说：“童年时期的性伤害是最严重的心理创伤之一，其心理和社会功能的损害往往是长期的，需要尽早和系统的心理干预。”

　　去年5、6月份，12名受害儿童赴银川做过四五次心理咨询，这笔费用为每人1800元。

　　“一审开庭时，我们提出了18万的心理康复费用。依照法律，法院只支持‘已经’发生的费用，所以，走判决，每个受害人只能得到1800元的赔偿。”吴晖介绍，18万元的康复费用很难“一次性”得到解决，后期的康复费用只能以‘实报实销’的方式，花费一笔索赔一笔，“并且需要向被告人提起诉讼追讨”。

　　对于老白和他的家庭来说，在1800元的判决，和5万元的维稳调解款之间，选择并不难，因为这笔钱是他家七八年的总收入。

　　“我不要1800元，只想要这5万元。”老白的声音听上去微弱但很坚定。他的选择代表了更多家长的意见。在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律师们放弃了法律上的突破判例，选择撤诉并签订了调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