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波“读书无用论”真实地存在于当下中国乡村，其背后有着一套复杂的新社会结构逻辑——

　　农门不再爱读书？

　　早上7点多，内批就带着两个女儿来到了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朗山乡的阿克小学。她来送大女儿上学，可5岁多的小女儿总是舍不得走，喜欢赖在教室门口蹭课听。每当这时，内批就坐在屋檐底下等她，顺道跟其他家长聊会儿天。

　　记者问她为什么要让女儿来读书，内批很疑惑地反问道：“为什么不读书？”她自己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教女儿的老师就是当年自己的老师。但她也承认，自己在学校学的好多东西后来没有用到过。丈夫也只念了小学，现在开了个小卖部，是家里的挣钱主力，对女儿们上不上学没什么要求。“他总是说，认得几个字就行了！”肤色黝黑的内批笑呵呵地说。

　　内批没有意识到，自己家的故事正是当前新一波“读书无用论”讨论的对象。

　　被嫌弃的教育

　　在农村，家里有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认为读书有用的多；一旦学生毕业，家庭就更倾向读书无用

　　虽然相隔千里，内批的反应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李涛的田野调查基本吻合。

　　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李涛在四川一个偏远行政村落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田野研究。这个化名云乡雍村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总户数273户，总人口1001人(其中男性519人、女性482人)，人均年收入仅6856元。

　　经过调查，李涛发现读书无用论观念在雍村不占多数，但形势也并不乐观。在全村262户有效农户家庭样本中，106户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无用，占总体的40.46%；128户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占总体的48.85%；认为无所谓的农户家庭有17户，占总体的6.49%；认为不知道的农户家庭有11户，占总体的4.2%。其中，雍村男性农民相对于女性农民而言，更认可读书无用，达到40%的认同度，而女性仅为25.8%。相反，认为读书有用的女性农民(67%)较之男性农民(44.9%)高了20多个百分点。

　　李涛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子女正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最高，一旦子女结束了教育阶段，家庭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可度就开始上升。

　　而且，这些子女已经从各级学校顺利毕业的农户家庭中，子女学历较高的家庭反而更认同读书无用论。比如，子女仅完成义务教育段学习的农户家庭有55.2%认为读书无用，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度占比就高达61.54%，认为读书无用的组内占比最高的是子女仅完成高中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达到了67.57%。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样本，是一个研究团队跟踪了25000名西部地区学生得到的调查结果。数据显示，这些学生中只有100个念到了初一，到初三时候只剩69个，念到高三的只有37个。从中，我们或许能看到中国农村教育的一个基本面貌。

　　“目前对读书无用论的讨论一直缺少全国的、系统的、科学的统计，我的调查不能说明全国的情况。但根据我的观察，农村的确存在认为读书无用的现象。”作为一个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李涛对此十分忧虑。

　　来自教育部的数据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李涛的担忧并非多余。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农村留守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数量已经连续三年下降：2012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271.07万人。2013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126.75万人，2014年又再次下降到2075.42万人。其中固然有人口数量自然波动、随进城务工父母外迁入学等因素，读书无用的观点也起到了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