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争参战同敌肉搏5小时

　　10月8日凌晨，突袭队员臂缠白布条为记，携带枪支弹药和《告市民书》等，渡江在湾边集结后，兵分两路，突袭桥北、桥南之敌。他们相约，以大庙山火警钟楼的钟声为号，同时出击。

　　上午10时，大庙山火警瞭望台的钟声连鸣，桥北桥南的突袭队员们同时向日军发起攻击。顿时，杀声四起，敌人晕头转向，慌忙中分别龟缩在青年会、文山学校、天一参行、交通银行、中南旅运社、崇圣庙等建筑物或烟台山等高地，凭险顽抗。

　　在桥北，突袭队伍冲至吉祥山、太平山等地；在桥南，突袭各队先后占据仓前街、观音井、麦园路、对湖路、北台路、龙潭角、大岭顶、望北台等地，包围烟台山并乘胜争夺乐群楼（即万国俱乐部）等制高点和法、英、美领事馆等建筑物。

　　据记载，突袭队伍所至，沿途市民欢呼雀跃，临时自动参战者数不胜数。他们手持刀枪、棍棒、扁担和消防器械助战，并将鞭炮放在洋油桶内燃放，迷惑敌人且壮大声威。参战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

　　不过，日军最终还是察觉到桥北突袭队伍非正规军，遂在轻机关枪及榴弹筒火力的掩护下出击，双方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完成营救任务的突袭队员便主动撤出，由苍霞洲等地渡江退到南台岛，尔后返回南港。

　　桥南突袭战也十分惨烈。《藤山志》载：由于我方“所用步枪概属旧式，而轻机关枪一挺又复发生障碍，器械窳败为敌所知，遂召集大队向我包围。我仍争冒敌火进迫，前仆后继图夺高地，或攻入屋内与敌肉搏”。“大队陷入重围，子弹垂罄。何指挥下令后撤，拼力冲杀，突围而出，退据白鹭岭高地。一部分由首山退集高盖妙峰寺，绕道至白鹭岭集中。是时，敌军占据高盖山，我仍固守待援。次晨十时，援军（第八十师）不得至，不得已退出市区，经高宅、湾边返回南港。”

　　“这次突袭行动，基本达到预期目的，不但歼灭敌人，营救出被困的相当一部分消防大队战友和民众，外籍人士中除了英美籍院长和一些医师因敌人监视较严不易逃出外，其他包括协和高级护士学校的学生们都成功逃出来了。”薛宗耀介绍，当时的《南方日报》就报道：我方突袭队员和民众以低劣武器及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肉搏五小时，毙敌四十余名（当事人均回忆杀敌九人、伤敌十余人），获枪二支，军用品一批”。此后，日军“不敢单人出行，出则武装结队”，“入夜即告戒严，盖敌惧怕我突袭之故”。

　　不过，突袭行动也让福州“火联会”等民众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牺牲参战队员、殉难民众多达29人，包括用竹扁担杀敌的刘太平，手执木棍作战的16岁少年郑乌鼻，以及高擎国旗冲入敌阵搏斗、年仅14岁的小学生柯云炳等。后来，大部分烈士遗体合葬在西门外原救火人员死难墓群。

　　薛宗耀介绍，1945年5月18日，福州第二次光复。6月24日上午7时，福州市各界3000多人在文艺剧场举行“三十三年（即1944年）十月八日福州民众抗敌殉难烈士追悼大会”。大会结束后，在乐队伴奏之下，“火联会”全体临警援丁护送烈士灵位进入大庙山祠内安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