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什么都不缺的生活,后来因为公公的“不良企图”变得艰难起来,这让锋姐无法忍受。她也曾多次向丈夫诉说,但均被阿文以“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反驳。

　　在夫家的遭遇,锋姐不指望娘家能出面,“因为家里是爸爸做主,爸爸很凶,我不敢跟爸爸说,只跟妈妈和姐姐提过一次,但也没用”,姐姐还反骂她,“你怎么会这样子,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不是丢死人了吗”?只有至爱的奶奶对她说:“那你该怎么办啊?要不你把这婚离了吧!”

　　她于是决心要离开这个家,并开始攒路费:在山上挖野菜、野葱,“挖了两个多月,每斤可以卖1~2元钱,前后攒了400多块钱”。

　　从湖北咸丰到浙江温岭,班车在路上的时间是20个小时,锋姐至今记得非常清楚,那次逃离几乎拼尽了她所有的勇气。

　　几经周折,锋姐来到石狮。先是找了一份饭馆的工作,每月工资1500元,包吃包住。为了能多赚点钱,她晚上又到服装厂剪线头,“有时剪到晚上10点多,有时到晚上11点多,每个小时可赚6块钱”。后来,她觉得外面打零工的工资更高些,干脆辞了专门做起剪线头的零工。

　　“你选我,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在一起的日子,不管怎么样,不会骂你也不会打你”、“我会赚钱养你的”……这样的甜言蜜语,打动了锋姐,“如果没有他的这些话,我们两个人就不会走到一起”。

　　锋姐说的这个人,正是她的第二任丈夫杨君。在石狮打工一年多,她希望有个家,有个人可以一起好好过日子,经人介绍,就认识了大她8岁的杨君。

　　生活向锋姐开了个玩笑:起先,杨君还会出去打零工,有时打鱼,有时到服装厂上班,还能一起分担开销,但后来本性尽露,开始游手好闲、赌博。

　　“他其实可以挣很多钱的,我们其实也可以过上很好的日子,比如烫衣服、打鱼他都会,出去一趟海就可以赚1000多块钱,但他就是不去做……”

　　日子越过越窘迫,两人会因生活琐事吵架,常常因为没钱,杨君还常拿她出气,冲着她无名发火。她想有所改变,考虑到杨君已39岁,没有过婚姻也没有小孩,“为他生个小孩,也许就改了”。

　　但在怀孕两个月的时候,因为5块钱,锋姐又被打了一次。锋姐回忆,当时手里仅有的5块钱是要拿去买菜的,被杨君看见了,就说要拿去赌。“你给我吧,我去赌一把,也许就能赢回来,有可能翻倍,明天就可能有更多钱”。

　　锋姐一度心灰意冷,一个月后,她决定把小孩给打掉,身边的朋友劝说“好歹也是一条生命”,锋姐这才打消了主意,“总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