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

　　培养有责任感的“质量型智库”

　　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

　　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

　　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

　　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

　　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光明日报记者 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