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

　　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

　　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

　　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