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指出,过去三年的政策实践表明,以定向宽松为主的货币政策,由于存在严重的传递梗阻,拉动社会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力在不断下降,结构性矛盾才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症结所在,相比较而言,财政政策更有利于调整结构。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无非是两条,一条是减收,另一条是增支。现在看来,要避免强刺激政策带来的经济结构扭曲,一系列副作用的再次发生,财经政策的着力点更多应放在减收上,而不是放在增支上。

　　高培勇认为,减收的着力点应是减税和降费。减税和降费如果真想发挥作用,就要减主干税种,减大块头费用,其中减税的重点应该放在“营改增”上。“今年如果‘营改增’改革在全国所有行业推行,减税规模会达到4000亿到5000亿元。按照三中全会的部署,往前看,到2016年以后,如果能在‘营改增’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的标准税率,减税规模可达9000亿到10000亿元。”他说。

　　王燕武也建议,2015年应当把总量减税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选项,主动通过调整间接税的边际税率,下调间接税,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目前中国无论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是更广义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都保持在较高水平,非税收入占比更是逆势增加。当此发展阶段转换之时,宏观经济决策当局应当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大局出发,考虑财政收入以及广义政府收入占GDP的合理比重,痛下决心,排除万难,通过制度性的全面减税,让利于百姓,减负于企业,激发社会经济活力,促进市场主体自主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再造增长潜力,稳定投资,拉动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