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3月2日电题：聚焦足球改革系列报道(之一)：不可阻挡的管办分离趋势

　　作者 王牧青

　　羊年伊始,中国足球迎来企盼已久的福音,《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获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通过,并登上《新闻联播》头条。短短376字中,“必须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体制保障”的表述,让“管办分离”这个被讨论多年的老话题,进一步升温。

　　“管办分离”的前世今生：从“G7革命”到足代会

　　“管办分离”的说法,被人熟知于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近几年却频繁出现在体育改革的议题中。事实上,体育界管办分离的问题并非足球项目专属。近两年,包括篮协在内的市场化较高的项目协会,都在酝酿并尝试启动管办分离,其中,影响力较高的足球项目,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管办分离在中国足球舆论场上正式占据一席之地,可以追溯到2004年。当时中超7家俱乐部投资人组成“G7联盟”,提出“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诉求,主要指向足协对联赛“既是县官、又是现管”的“管办”问题。而诱发这场“G7革命”的,正是国安“罢赛”的惊人之举。多年后的反赌扫黑风暴中,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周伟新被证明是遭到收买的“黑哨”。

　　虽然这场“革命”在足协的强力打压下归于平静,但仍旧起到了些许作用,中超公司在次年正式宣布成立。不过,当时中超公司的管理层,也同时兼任着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官员的职务。中超公司经过1年磨合期,才开始渐渐接手部分联赛工作。直到2012年2月,《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正式推出,这份方案旨在建立符合足球发展的联赛运作模式,将联赛的办赛职能从足协剥离,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

　　去年底的联赛总结会,中超公司董事长马成全表示,2015赛季,中超公司将接管中超联赛、预备队联赛和精英梯队联赛,并继续推进中超联赛的管办分离。

　　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的提议下,中心副主任于洪臣早已不再担任中超公司的董事长,现任中超公司的董事长马成全、正副总经理刘卫东、陈永亮等中超公司任职人员,亦已放弃了足管中心的事业编制。这些变化,被看做是足协深化改革、中超联赛管办分离的重要标志。

　　中国足球管办分离的另一层含义,是中国足协与总局足管中心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机构一直被指“一个班子,两块牌子”。2011年,时任足管中心主任的韦迪大刀阔斧地提出“小中心、大协会”、“政社分开”的构想,建议改革后的足管中心只设置外事部门、人事部门和秘书处,不过这个提议最终的结局是不了了之。当时有媒体透露,韦迪的议案触及到某些人的不满,报告遇到了阻力,最终迟迟未获审批。

　　然而改革始终在缓慢地进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失利后,总局开始痛定思痛,着手足球管理体制改革,祛除行政管理上的弊端。张剑调任足管中心主任之前,曾以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的身份,亲自带领一个小组前往足协,调研管办分离的方案。

　　2014年初的足代会上,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宣读了一份工作报告,其中提到“中国足球将深化管办分离改革。”同样在这次足代会上,新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也提出,管办分离是足球改革的大趋势。

　　不过足代会后,当有媒体曝出“足协将从体育总局中剥离”消息时,足协新闻办立即回应称,从未发布过这则消息。一位足协工作人员曾经对记者透露,对管办分离的话题私下一直有议论,但具体的情况大家也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