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底，离元旦只有几天了，我陪同工人日报社的摄影记者何碧宝登上闽江小汽轮，开始了我第一次的贯穿闽江干流的摄影之行。同行的还有闽江航运公司的工会干事老陈。

　　那时，我在福州第一化工厂当任配电房的值班电工。一年前，原本冻结的人才开始流动，市总工会借东风从黄山脚下调回了摄影干部林国栋到市工人文化宫上班。热心的国栋老师联合了省市摄影协会举办业余摄影讲座，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各工厂企招收几十名工人学员，有板有眼地传授摄影技艺，包括了风景人像拍照和工业企业生产的现场摄影，以及摄影构图与暗房技术。我有幸栖身其中，结业时一个人领取了一等奖和三等奖两份奖品。记得，那一等奖的作品是在保暖瓶厂露天仓库上拍的，在一片破裂玻璃的响声中，在玻璃瓶构成的幕墙下一个年轻的见习女工小心翼翼地抱着一堆半成品的保暖瓶内胆，微微一笑。命名为<<暖瓶工>>的片子，后来被工人日报选登并入选1981年7月1日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工业摄影展。那一年的5月我出席了中国影协与全总工会在常州举办的全国工业摄影创作座谈会，认识了徐肖冰、侯波等一大批当年刚刚”被解放”的艺术家。在会上，记者何碧宝与我约好这次闽江行的采访，要为闽江作一次摄影专访。

　　记得开船时，何碧宝给了我一个分装的135黑白胶卷，嘱咐我好好拍照。那时，我们大多购买到期的电影胶片剪断分装入暗盒中供135相机使用。而主要相片的拍摄是用120相机完成。我在学习班中先是借别人的相机，后来，托东街口百货文具柜的采购员走后门买了一台海鸥4B型双镜头照相机。这种相机是个笨家伙，上下两个固定焦距的镜头，下镜头用于感光拍照，上镜用于取景，且景物在取景框中是左右相反的。没有配备自动曝光表，一切按拍摄者的经验来调节控制相机。使用120胶卷时可调节为一卷12幅和16幅两种规格，底片较135的大二三倍，金属的方盒子再配上真猪皮的外包装壳，打开取景框时哗哗作响，背上它真有上战场冲锋陷阵的感觉。这在当时己经是很不错的机子了。

　　80年代头两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给民间科技、经济、文化交流带来生机。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努力将科技、经济与文化注入中国市场。当时的日本理光公司生产了一种专供中国市场的CR-5单反相机。最吸引人的地方是相机配备了指针式测光表，随时提示此时该用多少光圈与速度，然后手动调节完成拍摄。由于专供当年购买力很弱的中国市场，它的镜头做得实在差了，不仅没用光学玻璃，连加工都是在不发达地区用不太精致的工艺生产的。所以解像力欠清晰，画面总是灰濛的，远不如中国相机镜头。要购买它，还得先去兑换一种海归华侨才有的人民币兑换券，然后在涉外的商店中购买。我出发闽江之前一个月，好不容易才用兑换券在东街省图书馆门厅开设的艺术图片社里买到了它。

　　背着它，我开始了闽江之旅。我们一行三人从台江的上游码头出发，乘坐的是闽江航运公司的小客轮向南平驶去。这种用柴油作动力的小江轮，从民国初年开始便是闽江干流的客运主力，逆水行舟艰难之中慢而稳，正好有时间观察拍摄船员工作、乘客生活以及两岸风光。每到一个较繁华的小镇码头水口、闽清、尤溪口、樟湖坂…人流熙熙攘攘上岸下船，我们便有几分钟登岸时间观察拍照。那时的道头几乎是原生态的落后，我们是以反映新貌为宗旨的，所以生态民俗入镜的机会并不多。到了南平，航运公司用小动力汽船接送我们，安排拍摄了航道爆滩、讯号台、柑桔果园、大洲貯木场…一路顺风顺水，唯在延福门码头拍照码头工人时受阻，扛包的工人衣冠破旧破着大布将货物扛在肩上，延福门前沿着古老的码头石阶一边艰难登岸，一边示意我们停拍。他们说，旧社会码头苦力就是这样劳作，解放三十多年了我们还是这么苦。工人日报记者听了之后放弃了这个镜头的拍摄。

　　有时我们会起个大早，在建溪与富屯溪沙溪汇合的”双龙化剑潭"等待云开日出的时分，在朝阳破雾的时候让捎排工人集体启航。一时间闽江干流的起点上木排一排接一排地向下漂去，老捎排工们接到通知今天要拍照，所以动作特别的有劲，在镜头里有模有样，有的还喊起了船工号子。有时，江上大雾迷蒙，我们乘坐的小动力船在江上漂流着，不期然地遭遇客轮，在何碧宝的长焦相机里留下诗情画意的一瞬。按下快门时他高兴地拍着相机说：这”今日闽江”摄影专版的主照片有了。

　　胶卷感光这只是完成拍照的一半，还有的工作要在回家后的暗房中完成。那年月，我们都自己冲洗底片，洗印样片放大相片。先是在暗袋之中将胶卷打开旋进冲卷罐中，按书本中的配方配制显影液与定影液，严格按照温度调整显影与定影的时间，取出胶片迫不急待地看上一眼后在清水中漂洗胶卷，挂起凉干。待到天黑之时，我用毛毯挂上窗户，用红纸包起灯泡将卧室改成为暗房。在自制的木质印相箱上印制样片，在自制的放大机上放大到四到八英寸。那洗印、放大的相纸药水也各有讲究。那放大机上的镜头是将家中老旧的127照相机的镜头拆下来的代用品。

　　当我们还沉迷于黑白摄影抽象世界里的时候，时尚与奢侈的彩色摄影开始悄然走进了中国市场。一下子改变了人们对摄影的审美眼光。

　　从人们日常消费照相的角度看，彩色相片的出现是让生活更炫丽多彩，图像的色彩已经超越了现实的色彩。从摄影者的角度出发，彩色摄影的广泛应用从光影创作上根本改变了艺术表现手法，从单色调的光影变化到多色彩的影调表现是一种从黑白眼光到彩色眼光的大变革。同时，在生产技术上也是全新的工艺。更多复杂工序也更大设备与知让投资。手工的工艺也很快被全自动的大设备所替代。八十年代初期福建省影展办与外资合作的福建艺术图片社引进最早的彩色扩印设备。接着老牌的”艺光照相馆”与港人合资，外贸机构下属的中外合资快尔美也先后引进彩扩设备。民间照相师与摄影界企业家也投资彩扩行业，在人民剧场门口开办乐峰与飞乐，这些都是福州早期专门从事彩色冲洗的企业。摄影变得更简单了，拍摄者完全从暗房与药水中解放出来，按动快门之后一切都可以交给彩扩店去专业处理了。

　　很快，彩色照片进入寻常百姓生活。从奢侈消费促成时髦再成时尚最后是大众消费。由于大底片的120胶卷上扩印成的相片受相纸局限，其成品尺寸比135的还要小许多。所以120负片胶卷很快被淘汰，135胶片成为大赢家，维持到2013年柯达公司宣告破产为止。那些年中国是彩色胶卷大市场。柯达、富士、柯尼卡为进入中国的主品牌，出现了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廉价产品连包装都中国元素化。有的公司在中国设分装加工厂，柯达公司与厦门感光材料厂联营产生了福达胶卷。

　　与此同时，中国照相机行业也突飞猛进。家庭添置相机从购置贵重物品向玩具方向转化。外观小巧却粗糙，操作简便的相机因傻瓜都可以使用而取外号，名曰"傻瓜机"。与日产相机相反，用工程塑料生产外壳的半玩具相机所配的镜头却很"光学"，拍出的相片无论解像力还是色差都名列同类产品的前茅。当年坐落五一广场南侧的福州照相机厂生产的飞跃牌相机便是这样。1985-1986曾与生活创造杂志社联办全国征稿的飞跃摄影大奖赛。使用的奖品中便有这种相机。记者编辑也因此活动得以配备相机作为采访工具。

　　当摄影的胶片时代还在继续的时候，冲洗的数码化已经来临。用电子采集头将胶片中的图像扫描成数码输入设备，可以剪裁画面调整影调色彩，必要时还可以移植画面的图像内容…福州的数码技艺当年遥遥遥领先于全国同类城市，那是福州摄影人的黄金岁月，无论商业拍照还是艺术摄影。作品引领全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当时一句名副其实的时尚口号。

　　照相数码化的时代终将来临。最早我是在去平潭岛采风途经一个小镇遭遇一位小伙子，他正在小店里痴迷于数码的彩色摄影。几百万像素的镜头拍出我糊糊的抽象画式的彩色肖像，太人工造作很不天然，几乎没有层次感，但是优点在立等可取地从打印机上输出。惊叹之余我更坚定地坚守我的胶片摄影，无论影像无论层次无论色彩，就是好。数码从业人员警告我，最终会买不到胶卷，拍摄之后无从冲洗胶卷，或且价格昂贵。我依然我行我素，我以为优越，比虚拟的数码还多一个胶片作为物品可以保存。最后，福州城所有的冲洗店的胶片图采集器全都报废之时，我保存的底片转化成数码成了难题，没有数码的底片无从使用。哦，”废品”几箱子。我在2006年不得不转用数码相机。当然，那时的数码技术相对的已经成熟。我用数码相机重走闽江路，逆流探源到建宁、光泽、浦城、连城，探密樟湖板蛇文化之乡，再顺流至闽安再登金刚腿到入海口，重温约翰汤姆逊关于闽江是世界上最适合摄影的论述。写出<<闽江行旅>>一书。在我们的城市里我并不是胶片最后的坚守者，家园杂志社的年轻摄影者是铁杆的胶片”粉丝”，他们拍的胶卷快递到厦门、上海去冲洗去转数码。我冰箱里最后的柯达胶卷和一个反转片有望成为摄影历史的见证与文物。

　　记起1993年的六一儿童节。福州市少工委、福州市妇联与福州市摄影家协会在工贸会展中心举办了儿童欢乐节上，几十位头戴小红帽的中小学生手执各种相机参加现场摄影竞赛。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现场与孩子们亲切会面。赛后评出的优秀作品<<你好，未来的摄影家>>等选登在福州市文联主办的<<榕树>>杂志七月号上。我在为组照配写的短文中写到：愿21世纪人人都成摄影家。

　　在今天手机摄影的年代，这个祝愿已成为现实。未来将会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