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崔文苑 曹力水

　　嘉 宾：

　　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贾 康

　　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张连起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主权评级团队负责人 于国龙

　　不必理会不客观评级

　　前不久，穆迪、标普两家机构先后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惠誉则在4月6日发布的报告中，仍维持对中国信贷评级前景“稳定”的判断。这些机构的评级结果为何存在偏差，该如何看待？

　　张连起：用“盲人摸象”的故事可以解释为何三大机构的评级结果出现偏差。因为穆迪和标普更多是根据某个时间节点得出的结论，很多涉及经济的改革举措、最新的经济数据还没有公布，贸然宣布下调评级显得非常草率。惠誉4月6日发布的结果，就是结合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对一个时间段而非一个时间节点进行的判断，较为客观。

　　事实上，个别机构下调对中国信用评级的展望也并不等于降级。所谓主权债务评级，是信用评级机构对一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评判。穆迪、标普、惠誉这些机构，对主权信用评级大多分12个左右的档次，每个评级后面都带有展望。举例来说，评级如果对应的是一个人“恋爱—订婚—结婚”中的“恋爱”阶段，那么展望对应的就是“恋爱”下一步的趋势预测。由此看出，判断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并不一定完全客观准确。

　　评级结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大可不必过于看重。从行业内部看，毕竟这些机构是以“出售报告”来盈利的公司，不可避免地会因“短视”给出不够客观的评级。2011年穆迪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对49家中国公司的财务管理和公司治理水平给出警示，导致相关企业股价下跌，违反了香港证券期货条例。近日，香港证券期货事务上诉审裁处宣布，对穆迪处以1100万港元的罚金，这就是给出不负责任的报告后必须承担的责任。

　　贾康：长期以来，西方评级机构把持着信用咨询市场的垄断地位。他们既定的计算方法，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而且评级结果前瞻性不足的缺陷不断暴露。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国际评级机构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其提供的评判本应该具有前瞻性，但事实上大多是“马后炮”。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这些评级机构并没有发挥提示和预警作用，危机之后却普遍下调各国评级，对复苏过程的反映也不够准确。亚洲金融危机时，穆迪在一天之内将韩国的信用评级下调了11个档次。事后表明，穆迪当时的评级是错误的，并没有预见到韩国未来经济走势，反映的情况也不够真实。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定力，不能听风就是雨，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此前的两家机构评级未能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发展趋势，也没有反映出我国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的最新进展。最新发布的惠誉的评级，与当前中国经济触底反弹、趋于稳定的实际形势较为吻合。不过，也应该从这些评级机构的判断中得到一些警示，认清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存在重重困难，须注重在稳增长上加力增效。

　　于国龙：当前，三大评级机构在主权信用评级的理念层面，主要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以私有化、自由化等为主要内容，是对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肯定和推广。这直接导致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此框架下的评级相对较低。

　　主权评级是信用评级领域最不成熟的业务板块。这不仅在于影响主权信用质量的因素过于庞杂、信用风险传导路径难以判断把握，更重要的是主权信用评级与企业评级在理念上存在本质性的区别。对企业信用质量的衡量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较为统一的评价标准，与企业评级不同，主权评级涉及的分析要素众多，并且横跨政治学、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发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导致评级机构的主权评级业务在最初开展时缺乏系统性的指导理论。

　　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际分工地位，面临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也会采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予以应对。评级机构在开展主权评级业务时，应秉持评级理念的包容性，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唯有如此，才能更准确地揭示主权信用发行人真实的信用风险水平，进而获得投资者的认可和信赖，最终也才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