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38年来，深圳经济发展滚滚向前、洪流不息。最宝贵的经验之一，就是不断改革和创新，百姓因此受益。现在的深圳，繁华、创新、包容、年轻……这些浮现在你脑海里的“词汇”，背后蕴含着哪些敢闯敢试的故事？深圳人血管里流淌的创新DNA有怎样的生命张力？深圳新闻网推出”见圳“专栏，用小切口和小角度，去发现并揭秘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挖掘时间的精彩沉淀，共同见证深圳大发展的精彩。欢迎你把更多的改革故事和经历分享给我们（电话：83521468，邮箱：xinwenbu@sznews.com ）。

　　划重点：

　　“创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要始终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主导战略，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依法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创意之都。”——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

　　“我们的客户在这里，我们供应链的伙伴也在这里。整个产业就像一个温泉，我们自然愿意享受它带来的温暖和矿物质。所以我们选择扎根在这样一个地方。”——米唐科技创始人宋少鹏

　　“我记得那个年代，一货难求，很多采购员都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来华强北找半导体器件，很多人购得所需的器件后不忘握着我的手说， ‘谢谢你，小伙子！为我们解决了问题。’”——深圳市金城微零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桂丰

　　深圳新闻网8月26日讯（记者 刘梦婷 潘润华 刘庆康 实习生 卓越 陆宇）“深圳一直是走在技术创新的最前沿，深圳的发展代表了中国经济蓬勃向上和未来的趋势。”7月27日，日本众议长大岛理森在深圳开启了他称之为“学习未来”的旅程。这是时隔25年后，大岛理森对深圳的第二次访问。他用了“挑战、创新、勇气”来描述今天他眼中的深圳。他坦言，此次中国之行除了北京之外特别选择了西安和深圳，访问西安是为了学习历史，而造访深圳则是学习未来。

　　8月26日，是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八周年纪念日。38年前，深圳科技资源几乎为零，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一家科研院所；38年后的今天，深圳在4G及5G技术、超材料、基因测序、石墨烯太赫兹芯片、柔性显示、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科技创新领域处于世界前列，诞生了腾讯、华为、大疆等世界级的科技明星企业。

　　这个惊人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答案是不断地创新：布局的大胆前瞻，制度的不断变革，技术的紧跟乃至超越。

　　从“三来一补”到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

　　深圳市前副市长唐杰曾把深圳的持续产业升级比喻为“一个‘爬锅底’的过程”：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时期，到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期，再到创新科技之城的崛起。正是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浪潮下，深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为全国深化改革提供了许多可复制推广的好经验。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资金，发展掣肘。但凭着当时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深圳打开了机会的大门。

　　第一批北上办厂的港商冯志根回忆，当时香港人工（工资）比较贵，每人每天要100元，尽管如此，3000元的月薪也很难找到人。这让很多港厂很为难——接了单，没人做怎么办？因此很多港厂在找出路。

　　这造成了深圳早期“三来一补”企业的繁荣。1987年，深圳出口贸易已经在全国大中城市的出口总额序列排第三位，1992年则跃居第一。“三来一补”为深圳早期经济的发展和以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很快，“三来一补”企业的高能耗、高污染等后果显现出来，产业转型势在必行。1993年底，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主导下，深圳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特区内已办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属于污染环境的，坚决迁走。

　　1995年7月，深圳召开全市科技大会，提出贯彻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实施“科技兴市”战略，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的中心工作，明确了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技术为今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

　　正是得益于这提前于其他城市将近10年的前瞻布局，深圳逐渐建立起了高科技产业基础，同时也开始了产业的第一次升级。

　　上世纪90年代，正逢日本、美国、中国台湾的电子产业向外转移，而深圳的产业升级规划和发展高新技术的布局，正好与此不谋而合，这也成就了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代。

　　1985年，电子工业部在深圳成立了深圳电子集团，1988年改名为赛格电子集团，并在华强北的赛格工业大厦，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电子元器件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赛格电子配套市场。由于填补了市场空白，内地和香港的厂商闻风而至，规模急速膨胀。在最繁荣的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这里汇集了700多家商场，日客流量近百万人次，年销售额260亿元以上，一度被视为中国电子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华强北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电子第一街。

　　那个年代，三尺柜台走出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的神话不断上演，怀揣发财梦的淘金者摩肩接踵，从全国各地奔赴这里。

　　朱桂丰就是其中的一个。1998年，刚大学毕业的他带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在这座城市落下脚。用他的话说，在踏上这片热土的那一刻，这座高速发展的城市在他眼里就像一个漩涡，“如果能跟得上漩涡的节奏甚至超越它，我就可能是漩涡上的弄潮儿，如若不然就会成为漩涡中被淘汰的一份子。”

　　伴着这份紧迫感，他一头扎进了熟悉的学科——半导体行业，在当时人山人海的华强北三尺柜台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那时的他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前来采购元器件的工程师，“我记得那个年代，一货难求，很多采购员都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来华强北找半导体器件，很多人购得所需的器件后不忘握着我的手说， ‘谢谢你，小伙子！为我们解决了问题。’”朱桂丰就在这里，开出了自己的一单单生意，积累了大量优质的客户。如今，他开设了自己的企业，创办了自有品牌，立足澄海、中山、深圳三地发展，产品远销印度、巴基斯坦等国。

　　和朱桂丰一样，见证了华强北“三尺柜台”奇迹的还有合科泰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志坚。入行初期，合科泰主要以贴牌销售为主。但这样的销售方式，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比如产品交货时间难以保证，产品质量无法保障。直到2010年，这一模式被打破，当时公司领导层决定自主生产元器件，公司从贴牌脱胎而出成功转型，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

　　回忆公司的一路成长，沈志坚表示，“如果没有华强北电子一条街，相信我们国家的封装技术不可能得到如此迅速的提升。”在谈及华强北与电子元器件企业的关系，沈志坚用了“唇齿相依”这个词。“那个年代，正是华强北提供了一个大平台，很多元器件企业才有可能迅速成长，很多颇具规模的元器件企业都得益于华强北这片土地的滋养。而华强北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能名声大噪，也离不开这些有为的企业。”

　　提早十年搭上全球IT产业链的快车

　　“你无法想象，当年每天有十万辆货柜车轰隆隆地通过深圳市区拉到香港，而整个城市的运作却几乎不受影响”，著名学者金心异难掩激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的电子产业也开始向大陆分拨，就是利用了香港已经建立起来的珠三角东岸商业网络，包括原材料、销售网络、全球技术联系，也包括完善的物流体系。”

　　在金心异看来，深圳很“幸运”地提早十几年就跟全球电子产业体“挂上了钩”，成为了全国最早接触全球十万亿美元级产业的城市。放眼全球，电子制造业发展要寻找成本洼地，中国很幸运地迎来了改革开放，迅速跟全球的电子产业建立了联系。而对于深圳更加幸运的是，“经济特区”的大环境使得深圳获得了发展先机。

　　21世纪初，深圳再次迎来了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

　　彼时对于GDP和高科技选择的讨论不绝于耳。深圳给出了坚决的答案：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不追求短期GDP，继续加码科技创新。自此，深圳从轻工制造业正式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轨道。

　　产业迎来再次升级，对于像宋少鹏这样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技术人才而言，深圳是个“有梦可期”的地方。宋少鹏2002年硕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的时候，UT斯达康、以色列Zoran、微软都向他递出过橄榄枝，他选择了专业更对口的Zoran。

　　Zoran中国公司的Base正是在华强北一带，他见证深圳电子行业的若干次爆发，从DVD、MP3、手机、智能手机到平板，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早期产品。而他本人，在经历了多行业领先的大公司后，终于完成了自主创业的“一跃”，方向是AI语音交互。

　　因为工作原因，宋少鹏常年在深圳、美国硅谷、欧洲、以色列和日韩等地来回跑，也“跑”出来不少心得。他发现，无论是地理、人文、政治经济环境，深圳和硅谷都有着DNA级别的相似。

　　然而，深圳也有着独特的DNA——完整的产业链。“改革开放在过去40年中，所积累的整个电子产业相关的研发、生产和制造的产业链，这是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正是宋少鹏选择留在深圳的理由，“我们的客户在这里，我们供应链的伙伴也在这里。整个产业就像一个温泉，我们自然愿意享受它带来的温暖和矿物质。所以我们选择扎根在这样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