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峰载笔图题跋》有长乐谢章铤一跋（此跋收入《赌棋山庄文又续》卷二，题为《鳌峰载笔图跋》，现抄录一段：

　　《载笔图》则专为修《福建通志》而作，关系颇巨，再阅数十年恐无有知其始末者。志告成矣，方将迻写校刻，而先生弃宾客。某中丞者，素以文学自结于先生，里居相望，因筑室微有违言，而芥蒂未能忘也。乃乘隙修怨，倡言新志乖义法，众绅之不学者，闻而知之。

　　时总纂、分纂诸君子当在局，不以所拟议商之局中，竟缕列公犊鸣于官，当路亦有讶其不情者。而中丞方柄用有权势，弗敢质也。乃捆载全稿归之，阳推中丞为删定，而事体繁重，中丞方营营富贵，实亦无暇及者，迟之又久，委托非其人, 以钞胥为作者，毁新返旧，新稿全付一炬，今旁观者无从校证。吁，可怪也。章铤来及先生门，而其高第弟子多相知。辄以遗事治我。”

　　中丞是谁？谢章铤没有说。1915年桐城马其昶在陈宝琛处看到此图也作了一跋：

　　“观诸家题记，又知先生晚年修闽省通志，与梁茞林中承议论相失，稿成而废弃，闽人至今惜之。先生学行高一时，而梁公亦有誉望，竟不获相与成。”

　　近人萨士武《记道光福建通志稿被毁事》详其经过。可见，某中丞者就是长乐梁章钜。由于梁章钜是林则徐的同乡好友，陈寿祺是林则徐的乡前辈、老师，所以林则徐涉及纂修《福建通志》这件事便感到“言难”了，但他还是“隐括为诗”一首。谢章铤说“题图诸作，则侯官林文忠七律已定是非大概”，说得很中肯。

　　《福建通志》编纂于道光九年，到林则徐写《题图》时已过了二十一年，仍然没有刊刻行世。林则徐出于对乡邦文献的关心，所以他“乞病归里，拟与同人重谋剞劂”。看来，林则徐晚年不愿再上官场，打算回家潜心著述，整理旧稿，并乐于组织刊刻《福建通志》（此事迄今未被林则徐的研究者所提及），但事与愿违，当年十月十九日，林则徐不幸病逝于广东普宁县。刊刻《福建通志》一事直到林则徐死后十八年，即同治七年（1868）才由福州正谊书院刻版印行于世，书题《重纂福建通志》，计二七八卷。此外，林则徐《题诗》识语中还说：“则徐庚寅（按：即道光十年，1830年）在里中，与恭甫先辈别。甲午（道光十四年， 1834年）在吴门得凶赴，为位而哭。”这两处史实，也是研究林则徐传记的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