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五”期间中国将保持6.5%以上的增长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三五”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决胜阶段。为了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时我国的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期间我国的年均增长速度必须达到6.5%以上。上述增长目标是否能实现？国内外有不少人担心。其原因是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增速从2010年的10.6%下降到2014年的7.3%，又进一步减缓到2015年的6.9%，今年上半年则只有6.7%，这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减速则是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所不曾有过，而且继续下滑的压力还很大。

　　国内外许多人的看法认为这种增长的持续减速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国有产权的低效、不可持续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和内部结构性因素等问题引起，这些问题难于解决，因此，中国经济的崩溃被海外一些“唱衰中国”的人认为是不可避免。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股市、汇市波动则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前景的悲观看法。

　　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中国经济确实有许多有待解决的内部结构性问题。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去年中央经济工程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目标就是在于解决那些问题。然而，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节节下滑的主要原因则有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

　　2010年和中国处于相同发展程度的其它金砖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的增长速度分别为7.5%、10.3%、4.5%，2015年巴西和俄罗斯增长速度分别下降为-3.8%和-3.7%。增长下滑的情形和中国相同，幅度更大。他们并不存在我国国企比重高、投资过多、消费不足等结构性问题。印度2015年的增长速度为7.5%，表面上比我国好。但是2012年印度的增长仅为5.1%，下滑比我国深，有触底反弹的因素，另外更重要的是印度2014年调整了统计方法，使其增长速度提高了将近一个百分点，所以，实际上印度的增长表现和我国一样。不仅如此，韩国、新加坡等高收入、高表现、外向型国家，2010年的增长率分别为6.5%和15.2%，2015年则下降为2.6%和2.0%。这些高收入、高表现国家不应该有多少内部结构性问题，但是，在同期增长下滑的情形比中国还严重。只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才能解释为何这些国家在同一时期都遭遇到相同的增长减速。

　　其实这种同期增长速度普遍下滑的现象并不难理解，一个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长由三个部分组成：出口、投资和消费。首先，1979年到2013年间，我国平均每年出口增长率是16.8%，由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尚未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增长乏力，消费不振，导致我国出口增长锐减。2014年的出口增长率下降为6.1%，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2.8%，今年上半年则又下降为-7.7%，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东亚出口导向型发达经济体同受此影响。其次，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了积极财政去支持投资，启动需求，这些项目大多已经完工，在国际经济尚未恢复常态，外需不足，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低，投资增长率必然出现周期性下降。这种投资的周期性下滑也是在所有国家都共同发生。在出口和投资增长下滑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只剩下消费一项，我国因为就业和家庭收入尚未受到多少影响，消费的增长还维持在8%左右，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出口比重高的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则消费增长也大幅下滑，所以，增长下滑的幅度比我国大。

　　自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经8年，遭受危机冲击的美欧等发达国家出于政治的原因难于推行降低工资、减少福利、金融去杆杠、政府减少财政赤字等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有可能出现和日本在1991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以后同样的长期增长疲软，弱化了国际需求，我国未来的增长将更多依赖于内需。

　　在此状况下，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必须按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决策部署，适度扩大总需求，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并坚定不移地着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保持定力，推进提高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和其他国家相比的制度优势。

　　在政策的具体落实中，扩大总需求上则可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措施结合起来。首先，我国的产业还有许多短板。中国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即使现有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产业出现相对严重的产能过剩，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因为工资上涨失去比较优势，这些都属中低端产业。中国2015年进口的国内不能生产的中高端制造业产品就达1.2万美元，这方面的投资机会很多，经济回报率很高。

　　其次是基础设施，中国过去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做了不少，但是，主要集中在连接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如地下铁、地下管网等则还严重不足，这方面的投资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都很高。

　　第三是改善环境，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保方面的投资会有很高的社会回报。

　　最后是城镇化。我国现在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6%，发达国家城镇人口一般占80%以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城镇化将不断推进，随之需要大量的住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另外，棚户区改造、经济适用房建设方面也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上述都是我国经济的短板，具有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这些都不是传统凯恩斯主义挖个洞补个洞，建成后不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投资。在短期创造需求，增加就业，建成后可以从供给侧提高生产力，降低交易费用，改善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属于超越凯恩斯主义的举措。这些补短板的投资将增加对目前产能过剩严重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的需求，也将有利于去产能的结构性改革，这些过剩产能产业也是高杠杆产业，需求增加，盈利改善，将有助于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还本付息，降低杠杆，所以，也有利于去杠杆的措施的落实。

　　在经济面临下行，国内尚有大量好的投资机会的短板可以补，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前沿，经济下行出现产能过剩，下一个增长点是什么很难找到，即使现在有了3D打印、电动汽车也只是一两个领域，不像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有很大的升级空间。其次，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完善，顶多是把老旧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发达国家的环境也相对较好，城市化已经完成。所以，在经济下行时，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参考，中国在经济下行时，确实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告上所说的，回旋的空间大、发展韧性强。

　　有好的补短板的投资机会还需要有投资的资金，在这点上中国也同样具备许多优势：

　　首先，我国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积累的负债总额占GDP的比重不到6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都已超过100%，我国运用财政政策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平台借银行或影子银行的短期债务来进行长期基础设施投资，出现期限不配套的问题。现在财政部允许地方政府发城建债来置换其在银行、影子银行的欠账，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必要时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力度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

　　其次，我国的民间储蓄接近GDP的50%，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国家之一，可以用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撬动民间的投资，包括以PPP的方式开放民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第三，投资需要以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我国则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

　　以上三点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他们面临外部冲击和周期性下行时，经常受限于政府的财政情况不好、民间储蓄率低或外汇储备不足的瓶颈限制无法投资。我国在投资上则没有这些限制。

　　另外，我国的银行的利率和准备金率高，政府也可以用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等增加货币、信贷供给的政策来支持投资，不像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利率已经在零甚至是负的水平，出现了流动性陷阱。

　　上述条件使得我国的回旋的空间大、可用的政策措施多、发展的韧性强。这些有利条件在“十三五”期间都不会有变化，把我国这些条件利用起来，在必要时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撬动民间投资，用货币政策增加信贷支持有效投资来补供给侧的短板，就会创造就业，收入增长就能得到保障，消费随之也会增加。即使外部条件相对不好，出口增长疲软，依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我国也有条件和能力在“十三五”期间取得年均6.5%以上的经济增长，在2020年时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也仍将是世界增长的引擎，每年为世界贡献30%以上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