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追求卓越的制度环境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如何更好弘扬工匠精神，使工匠精神成为优质产品之“魂”？

　　马建堂：我国要成为真正的“匠人之国”“匠心之国”，需要将工匠精神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与建设制造强国和经济强国结合起来，与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结合起来。要立足我国劳动力数量庞大、人民创业创新积极性高涨的现实，在“众”和“创”上多做文章，在社会氛围和机制保障上多下功夫，在职业教育上多想办法。

　　要借“双创”东风，使工匠精神成为亿万人民创业创新的价值追求。“双创”和工匠精神互促共进，工匠精神是提升“双创”的跳板，“双创”是培育工匠精神的熔炉。“双创”和工匠精神，核心都在于“众”和“创”，就是激发亿万人民的热情和活力，人人是创新之人，处处是创造之地。在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汇聚一个个精益求精、追求细节的“微行为”。通过组织变革、科技研发、工匠技能合作共享，每个人做擅长之事，每件事有擅长之人，实现创新资源的大融合。

　　要形成尊重工匠的社会氛围和制度环境。过去我们尊称人为“师傅”，现在称“老板”；过去几级工很自豪，现在好技工很难找。这说明现在工匠的社会地位不高、收入不丰、作用不够，许多优秀人才不愿加入工匠群体。在瑞士、德国，做一个工匠是很多学生尤其是男孩子的梦想。在我国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之时，日本则把民间艺人奉为“国之瑰宝”。要加快提高工匠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形成尊重工匠的良好社会氛围，树立“技能光荣”的社会风尚。建立并完善“工匠制度”，形成工匠职级晋升、荣誉授予、国际交流的机制，收入分配要向能工巧匠倾斜，调动工匠“在车间完成创新”的积极性。

　　要通过职业教育培养一批大国工匠。“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工匠培养是一个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需要社会、企业、教育机构共同完成。我国也需要加强职业教育，实现职业教育与企业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广大劳动者相结合。

　　冯飞：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首先在国家、地区和企业三个层面都要高度重视，特别在企业层面，如果每一家企业都把培育弘扬工匠精神作为核心竞争力，那么国家和地区的工匠精神才会得到实现。

　　从企业层面看，我们面临着低端产品过剩、企业过多过散、竞争手段比较单一等问题。这其中，产能过剩对行业的损害要比其他的大很多。如果我们不改变，很难实现工业的转型升级。从国家层面看，要把新要素供给放在重要位置，把提升劳动力质量作为非常重要的要素增长战略来看待。

　　其次，要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来培育工匠精神，形成尊重技工、尊重工匠的社会氛围。在新中国历史上，技工是很受社会尊重的，现在恐怕还没有形成这种氛围。

　　再次，要在制度上形成弘扬工匠精神的良好体制和机制，在产业发展上要形成有利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和产业发展的环境，在市场方面要形成有利于精品的市场环境。

　　最后，要考虑从系统上解决问题。一个长期给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做咨询服务的日本人曾说，很多企业在春节过后会流失20%、30%的工人，甚至更多。这些劳动力可能到其他企业去，也有可能留在家乡了。这样的用工环境，不利于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当然，这或许不完全是经济政策能解决的，需要在社会政策方面进行配套改革，比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形成有社会保障、有一定稳定性的劳动力供给。

　　总之，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要有系统性的设计，要通过倡导品质革命，由品质革命来带动；也要通过工匠精神培育和发扬，推动品质革命的实现。

　　金碚：当前，中国制造的精细化、精确化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要发展高端制造业，必须更加注重产品质量、产品品质，实现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所以，国家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做好了规划，希望通过30年的努力，使制造业能够赶上世界的发展水平。这种赶超，不能局限于技术上的差距缩小，还要包括整个社会工业文化基础的增强。

　　如果只用一个概念来形容工匠精神，我觉得那就是求异精神、求异思维。也就是说，你能做的，我要比你做得更好；你做这件事情，我做那件事情；你有这个优点，我有那个优点。与别人不同，这对于中国制造来说很重要。一哄而起的模仿不是工匠精神，工匠精神要求的是精益求精、独特专注，甚至做到独门绝技、与众不同。在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的过程中，每个地区都应寻找既能体现创新、又能体现时代特征的产业文化。中国的产业发展，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而不是齐步走的状态。（原文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