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渡河上的泸定桥（资料照片）。

　　长征途中，担任师长的贺炳炎一条胳膊被打断了，半个身子被鲜血染红。他挺到了战斗结束，因为流血过多而昏迷。

　　在一个小村子里的打麦场上，卫生员抬了个大凳子，用绳子把贺炳炎捆在凳子上，什么麻药都没有，踩着贺炳炎的身子，用锯木头的锯子为他截了肢。

　　在场的贺龙从凳子底下的一摊脓血里扒拉出一些东西。后来做战斗动员时，贺龙从怀里掏出手绢打开说：“同志们，这里面是你们师长的骨头渣！”

　　就像贺龙捧回的那几块骨头渣，历史里，藏着我们的根和魂。

　　我们这支队伍，曾不只一次次接近“石达开式的覆灭”，却没有人认为革命的火焰会熄灭。许多年后，当我回想起就像家乡埋葬着的两位垫后的无名红军，突然间产生了再去看一看他们的冲动。

　　在前有追兵、后有堵截的长征中，垫后往往是最危险的任务。强渡湘江时，担负后卫任务的红34师，整整一个师没能渡过湘江，牺牲殆尽。34师最后一次师党委会的记录上只有两条：第一，把所有的电报和机密文件烧掉；第二，如果谁还能活着出去，3个月以后井冈山上再见。

　　总要有人向前冲，也总要有人去垫后。历史，让我们懂得尊重。

　　在埋首长征故纸堆中的日日夜夜，我和我年轻的同事无数次被这种濒临死亡时的坚强所震撼。越接近真实，眼泪就越难以止住。

　　这种震撼，甚至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

　　埃德加·斯诺所说：“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

　　1985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成为畅销书。从1972年向周总理提出要写长征，他用了13年探求长征背后的故事。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道：“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2000年世纪之交，美国《时代》周刊邀请了全球几十位顶级专家，评选人类1000年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100件事。评选的标准是：入选的事件必须深刻影响人类进程。

　　结果，中国有三件事入选。第一件是火药武器的使用，第二件是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半个欧洲，第三件事就是长征。

　　美国，一个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它的每一位伟人，几乎都被拍成过好莱坞大片，它所经历的每一场重要战役，几乎都是本国经久不衰的文艺创作题材。在这个年轻的国度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纪念碑和阵亡将士公墓，公园里矗立着一座又一座英雄的雕塑。它在不断宣扬真实英雄的同时，也在不断虚构着能力各异的超级英雄。

　　2013年，美国人潘亚当骑着摩托车重走了长征路，路上他一次次被问起原因，他回答：“因为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

　　其实，美国人真正感兴趣的，是那群衣裳褴褛的人在超自然的极限条件下迸发出来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不用否认，长征是一场突围，是失败后在没路的地方找路的无奈之举。正因此，人们才习惯于用“奇迹”二字形容长征。

　　长征，历史是表，精神是核。有人说，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好比一个人的血肉和灵魂。人不能没有血肉，也不能没有灵魂。国家也一样，GDP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今天的人们，无需再去啃树皮、吃野菜，无需再徒步两万五千里。但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依然是荆棘与鲜花并存。要前进，每一步都可能碰壁，每一步都可能流血。长征，往大了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往小了说，就是一个人决不向困难低头的气概。

　　回望长征路，不是重复过去，而是面对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