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遵义的红军山烈士陵园修建在市内小龙山上，园内集中了新中国成立后在遵义各处找到的红军遗骨。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内，红军战士的雕像被青山翠柏环绕，陵园正面的纪念碑上有“红军烈士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

　　眼泪，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

　　一名叫陆昶全的大学生，曾从福建宁化出发重走长征路。当地人问他，你知道宁化也是长征出发地之一吗？他回答不知道。对方的回答让他震撼：“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从这里出发的红军基本都牺牲了。”

　　那一天，他突然觉得迈出的每一步都很沉很沉。走到湘江边，大多数宁化红军的牺牲地，他和同行的人主动买了白酒，洒江祭奠。

　　这些年轻人，在那里哭了，因为长征。

　　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人，做着无关风月的事，把有关这个民族的记忆碎片拾起。有时候，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人们看不到这样做的意义。

　　几年前，一位重走长征路的年轻人，一路参观长征遗迹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参观的人并不多。有一次，巨大的博物馆里只有寥寥两个人，一位退役老兵带着孙女，孙女心不在焉，耳朵上始终挂着耳机。

　　2006年，警察夏桂林跟随央视重走长征路。251天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夏桂林胡子拉茬、白发苍苍，连家人都不敢相认。妻子从电视上看到丈夫出发前的一头黑发全白了，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老夏，快回来吧，不要再走了。”

　　2014年，深圳一家公司负责人左力决定暂停自己的工作，独自重走长征路。更多的人问他，究竟为什么？几十年前的事和你有关系吗？他想起自己采访老兵，他们想说却形容不出，只是紧紧咬着牙关的神情。他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寻找精神力量”。有朋友却甩给他一句话：你有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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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罗列，重走长征路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上至花甲老人，下至青葱少年，他们的故事不尽相同，他们选择重走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可与中国人13亿多的庞大数目相比，重走者的数量又显得微不足道。

　　但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人，更多的人才在一次次疑问中渐渐发现：原来，80多年前那些翻山越岭的人，还在影响着这个时代。他们就像一个又一个连接点，对接着过去，提醒着人们——生命还可以有另一种活法，除了衣食住行和功名利禄，我们也应当停下来想想诗和远方。

　　重走者，未必能影响很多人，但他们一定能影响一些人。

　　10年前，军旅作家王树增写了《长征》。写作之初，同行曾经多次问他：有那么多挣钱的题材你为什么不写？你写《长征》，有人买吗？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没人买，那你写它干什么？你也拿不到版税。

　　当时，王树增说了一句很狂妄的话：“你写卖不出去，我写就能卖出去。”这部书后来很畅销。回首往事，王树增却不狂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读者不是爱我，而是爱我们这个民族。”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人守望历史的星空。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就像记忆对于一个人的意义。

　　失忆，是一种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