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确保新闻媒体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8]

　　在不同场合的论述中，习近平同志不仅鲜明提出、反复强调新闻媒体的党性原则，并且针对一些所谓的“敏感”话题和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模糊认识，直截了当地阐明观点、澄清误区，对如何落实这一根本原则指出了具体途径。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必须加深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认识。

　　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

　　一是党性与人民性从来就是一致的、统一的。2013年8月19日，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9]2016年2月19日，他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10]

　　二是党性包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1989年5月，他在福建省宁德地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到，“我们强调的党性，包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我们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她没有独立于人民利益的自身利益。”“我们党既代表人民的眼前利益，也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既代表人民的局部利益，也代表人民的全局利益。”[11]在根本上，由于党所代表的是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党性正是人民性最根本、最集中的体现。

　　三是新闻工作者应该成为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新闻媒体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和统一并不代表党和作为具体团体、阶层而存在的群众之间在对所有问题和事物的看法上天然就是相同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应该更多地起到渠道和桥梁的作用，长期地、耐心地、孜孜不倦地向人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释党对事物的主张和看法，让人民了解党和国家的大事，使党的看法、主张化为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12]

　　其次，在实际行动上，坚持党性原则要增强“看齐意识”“责任意识”。

　　如何将党性原则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都要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3]要自觉向党中央看齐，自觉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自觉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

　　1989年5月，他在福建宁德地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对改革开放的事业负责。”[14]2004年，他在浙江省委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决定了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新闻工作者要“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极端认真、极端负责，决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忽和不慎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15]2013年8月19日，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16]

　　当前，强调这一问题有着极为现实的时代和国际背景。2005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就曾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文化市场、文化资源、文化阵地的争夺更加激烈。一些西方国家企图借助市场经济和资本的扩张，利用便捷发达的文化传播载体和渠道，输出其政治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鼓吹西方那一套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千方百计干涉中国内政。”[17]

　　有西方学者认为，伴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正在生成一种新的“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这种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打破了传统的“主权”概念，给国家原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提出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在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和意大利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奥·奈格里看来，这个被命名为“帝国”的全球化政治秩序来自于全球性的工业生产和“通讯交往”，并在这种“通讯交往”中“强化干涉作用”、不断生产和传播着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

　　“帝国机器不仅没有消除主宰叙事，而且实际在把这种主宰叙事（尤其是意识形态主宰叙事）不断地生产、再生产出来，以认证、欢庆它自己的权力。”[18]

　　这种“干涉”还往往披着富丽堂皇的外衣，占据着道德和理念的高地：

　　“实际上，帝国的各种干涉力量的运作最好被理解为以它们的道德工具为开端，而非直接以致命的武力为开端。”[19]

　　“静水深流”。苏联解体的教训时刻提醒，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必须树立强烈的阵地意识，意识到任何一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一些负面的东西和敌对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只有让马克思主义去占领，才能让负面的东西和敌对势力失去生存的土壤，从而真正做到守土有责。”[20]

　　再次，在具体工作中，坚持党性原则要践行正面宣传为主、社会效益至上。

　　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不仅来自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功能定位、来自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自我国社会积极正面的事物是主流，消极负面的东西是支流的客观现实，它还来自我们所面临的复杂环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21]，这使树立信心、凝聚共识的任务更为艰巨；也使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的工作更为紧迫，因此，“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22]唯有如此，新闻工作才能为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

　　新闻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新闻工作整体都要纳入这样一个大框架下把握。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媒体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增强媒体和文化产业的竞争力，重视其经济效益，正是为了通过读者、观众、用户最大范围的阅读、收看和使用，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宣传教育功能，强化意识形态属性。因此，要坚决反对一切将经济效益置于社会效益之上的做法，切切实实地做到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