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遭到刑讯逼供

　　第二天早上，3名便衣找高炎龙做笔录，“他们亮了工作证，说是河南灵宝公安，找我有点事情，让我说我在灵宝做了什么，我就把我在灵宝做生意、要账的经过说了。他们反复问我有没有干什么违法的事情，我说没有，就让我在笔录上签字”。高炎龙说，自己当天被带到成都的九都宾馆，被反铐在椅子上呆了一夜，次日坐火车被带回灵宝县公安局刑警队。

　　在灵宝县公安局刑警队，高炎龙继续被提审。他说，“还是问我在灵宝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情，我说没有。他们不相信，说‘董群灵家发生事情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一直说没做犯法的事。他们就恼火了，说我不老实，对我刑讯逼供”。

　　高炎龙向记者展示了其双手手腕上的伤疤。

　　“他们把我铐在椅子上，把铐子铐得很紧，手肿疼得不行，还用脚踩我，手脚并用地打我，用取暖的火钳子打、捅，还用电警棒，反反复复地折磨我，把我打得大小便失禁、连续昏迷，用冷茶叶水浇我的脸和头。我跪地求饶说没干也没用，当时是生不如死。”高炎龙说，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他按警方提供的线索说报复了董群灵的家人。

　　“讯问时他们说董群灵的家人被伤了，说没啥事，还说他们是重证据不重口供，我也根本没想到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单纯地认为董群灵的母亲会证明不是我伤害她的。”高炎龙称，警方反复讯问，在无法忍受拷打折磨之下，自己按警方提示的线索，说用刀子划伤了董的母亲，人躺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有血迹，“按照他们提示的说，做笔录，直到对方不再打、不再问”。

　　“如果我杀人了，刀子、衣服上肯定有血迹，他们可以去鉴定，只要鉴定不出来肯定能证明不是我做的。此外我坐的12点10分的火车，案发的时候我根本不在现场，我实在是冤枉啊。”高炎龙说。

　　1992年1月29日，高炎龙被关进看守所。再被提审时，高炎龙被告知王桂兰被杀死了，“我才意识到，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在看守所期间，高炎龙多次给三门峡市检察院、市中院、市政法委，河南省高检、省政法委等部门写上访信，但始终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