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13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长途跋涉后终于看到了“苍翠山谷中的一片古老城墙”：“红都”保安（今延安市志丹县）就在眼前。今天，保安城墙已毁于炮火，中共中央驻过的窑洞尚存。城北炮楼山下“保安革命旧址”，右起第四孔窑洞便是毛泽东故居。正是在这里，他与斯诺多次长谈。

　　“两人最重要的一次谈话发生在7月16日晚间，主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安革命旧址纪念馆前馆长白保荣在窑洞中还原当晚场景——

　　熄灯号吹过，斯诺如约而至。毛泽东搁下正在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笔，交叉双腿，背倚窑壁在土炕上坐定。斯诺坐在他对面的方凳上。谈话从晚9时许延续至次日凌晨两点。

　　中国如何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条件有三：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

　　战争将打多久？最首要的决定因素，便是“中国人民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最终，一言以蔽之：“全中国人民的动员和团结，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从1932年以来所一直主张的。”

　　1932年至1936年，4年时间化作一个个坐标，绘成一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蓝图——

　　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携手抗日前提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协定。

　　1935年8月1日，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大会上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4个多月后，在子长县瓦窑堡，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1936年6月9日，鲁迅如是赞扬毛泽东“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

　　“《八一宣言》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正在转化，由阶级矛盾占主导地位转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到了瓦窑堡会议，民族矛盾已经激化为主要矛盾。我党适时调整了战略重点，国内革命战争让位于抗日战争。”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郝凤年分析。

　　历史总在选择自己的转折点。于是，当在长征中淬火重生的红军立足保安，当抗日救亡的狂澜再难遏制，中国共产党于陕北窑洞中开启了一段更加艰难而坚定的征程——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

　　为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向国民党将领、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等亲笔写了数十封信。“不分党派，团结御辱”，言辞真挚，饱含期盼。

　　令瓦窑堡会议纪念馆原馆长王志厚印象深刻的是，为民族大义，共产党甘愿退让牺牲：“1936年春，蒋介石逼迫东北军‘剿共’。此时中共中央已与东北军达成了联合抗日协定。为了让张学良对蒋介石有所交代，党中央决定让出条件相对较好的瓦窑堡，于6月迁往贫瘠偏远的保安。”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第一时间电邀中共中央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与国民党谈判。

　　“杀蒋报仇”还是“联蒋抗日”？如何化解一触即发的内战危机？15日，以周恩来为首的9人代表团从保安出发，奔赴西安。在代表团和东北军方面的齐心努力下，谈判终获成功。25日，答应重启国共合作的蒋介石被释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释放出砥柱中流的巨大能量，赢得了全国民众和各派爱国政治力量的热切凝望。

　　今年8月14日，“国际友人在延安”展览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开幕。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指着毛泽东在陕北接见过的诸多记者，纪念馆馆党委书记、馆长张建儒有感而发：“毛泽东曾对史沫特莱说过，‘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正因为此，看似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才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心骨与中坚力量。”

　　（本报记者王斯敏张哲浩杨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