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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主战场——人类抗击法西斯的东方回忆

2015-09-02 09:24:38  来源:新华网
  

  从卢沟烽火到百团大战:中国的孤军奋战

  蝉鸣声中,卢沟桥矗立在北京西郊的永定河上,桥上石狮形态各异。这一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仍然吸引着各地游客。

  然而胡利东记忆中的卢沟桥则是另一个样子。

  “桥很宽,上面可以走好多坦克。”这位河南老兵回忆道。1937年7月,他随部队驻扎在卢沟桥外。

  关于“七七事变”,历史是这样记载的:7月7日夜,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此要求被拒绝。日军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第29军奋起抵抗。

  “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

  两年后,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全面爆发。“中国是最早抗击轴心国侵略的国家。”英国历史学者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写道,“早于英、法两国反法西斯战争两年之久,比美国参战早4年。”

  这是一个落后农业国家抵抗一个新崛起的近现代工业国家之战。“步兵夏天穿着蓝灰色的棉布制服,冬天只是幸运的人有棉衣或者羊皮衣服。”安东尼·比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他们脚上穿的是布鞋或者草鞋……他们没有钢盔,除非他们能够从死去的日本兵那里得到,他们会自豪地戴上。”

  胡利东记得,当时一个连只有两挺机关枪、20多支步枪——那种“汉阳造”还是晚清时期的武器,“剩下的人全拿着大刀片”。因为是新兵,他拿的也是大刀。

  战斗非常激烈。“日军用的都是三八式步枪,还有百十辆坦克和40多架飞机,机关枪扫射像刮风一样。我们伤亡很大,一倒一大片。一个连160多人上去,下来只有五六十人。”他说。

  战斗中,曾在长城挥舞大刀奋勇杀敌的赵登禹牺牲了,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也为国捐躯,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殉国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7月17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9月,由中国共产党倡导、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胡利东所在的队伍被重新整编,成为抗日名将张自忠领导的59军。

  那年中秋,张正国所在的73军整装待发。“很多老百姓都在路边给我们送糖、送茶叶和月饼。”他说,包着月饼的纸上写着“抗战必胜”。

  他们去的地方是上海。日军于1937年8月13日向这个金融商业中心发动进攻,意图3个月内灭亡中国。而淞沪会战就打了3个月。

  “我们接到命令,不能让日本军舰进长江。”张正国说。他们在陆地上,用的是中正式步枪,一次装5颗子弹。

  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日军占领上海,又长驱直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开始了长达6周的大屠杀。

  很多人会用“东方的奥斯维辛”这样的字眼来形容那场劫难。英国诗人奥登1938年在《来自中国的十四行诗》中写道:“地图上可以找到某些地点,那儿人民正笼罩在邪恶中,比如南京,比如达豪。”在达豪,纳粹德国建立了最早的集中营。

  南京大屠杀后,日军南北夹击苏北的交通要塞徐州,而中国军队也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

  张自忠带领59军到了山东临沂。

  “当时天冷,雪过了膝盖。”胡利东说,“对面是精锐的板垣师团。”

  由于雪大,能见度低,日军飞机无法攻击,坦克也走不了。胡利东他们就在望母山一带和日军战斗。

  胡利东用大刀砍死了三四个鬼子。“已经顾不得套路了。敌人刺刀过来,抓住,然后就砍。”他一边比划,一边说。

  在他的记忆中,中方伤亡很大,地上的雪变成了红色。有战友倒下,一会儿血就不流了,被冻住了。

  他的左侧颈部有一个凹痕,是在那次战役中子弹擦过留下的。

  59军成功拖住了敌人。随后,在距临沂100多公里的台儿庄,展开了更加惊心动魄的战斗。

  战役于3月23日爆发,距西方战场上德国吞并奥地利刚过去8天。3天后,日军从距清真寺200多米外的中正门攻入台儿庄。而中国士兵经过七天七夜的拉锯战终于夺回清真寺,并歼灭了最后一批200名日军。

  居民李敬善4月中旬回城,先回来的人已掩埋了遍地遗骸,但直到第二年冬天他家屋前屋后的土地都是黑色的。年幼的他最初不知何故,直到有天下雨,地面的水变红了,才知道原来那是渗进地里的血,吓得不敢出去玩。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几年,雨水才由红色变成粉红色,最终血完全渗下去。

  台儿庄一役,中国军队伤亡失踪7500余人,歼灭日军1万余人。这是全面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1938年5月23日,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题为《一场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著名村庄》的报道:“以其历史转折意义而闻名的小城镇有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现在又增加了一个,那就是台儿庄……”

  事实上,台儿庄之前,中国军队就已经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1937年9月,在长城著名关口平型关,八路军115师将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装入埋伏圈,毙敌1000余人,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

  南京陷落后,武汉成为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很多企业也沿长江撤到这座城市,曾经的战时难民、教育家晏阳初把这一转移称作“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撤退”。

  人们拿出积蓄支援抗战,即使远在西北部的新疆,各族群众都纷纷出钱为中国军队捐飞机。

  武汉的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一首名为《保卫大武汉》的歌曲:“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

  彼时,西班牙马德里反抗独裁统治的战斗正如火如荼进行着,慕尼黑协定于当年9月签署,已经吞并奥地利的德国瞄准了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担心来自西方德国的威胁。”安东尼·比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写道,“他开始给国民党派军事顾问。”

  武汉会战可能是胡利东和张正国距离彼此最近的一次。武汉会战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战场涉及河南、江西、湖北等地,中日双方投入兵力巨大。

  胡利东随部队到达河南信阳。他仍然没有枪,武器是手榴弹和大刀。

  “鬼子在城里,我们夜里偷袭。”他说。最初,每个连挑出60人组成敢死队,搭梯子翻过城墙。能回来的敢死队员,有时有一半,有时只有三四个。

  第四天,胡利东进城。日本人从梦中惊醒,拿起枪准备战斗。胡利东面对的是一个看上去20岁左右的日本兵。他左手夺过日本兵的枪,右手拿刀从对方颈部斜削了下去。

  当时,张正国在江西九江。他在战斗中中了日军的毒气。“一时间眼睛看不到,说不了话,失去知觉。”他说,“好多士兵都中了毒气,失去了战斗力。”

  战斗不管白天黑夜都在持续。江西永修县居民李屏水看到日军投下了照明弹,“地下连针都能看见”。

  张古山数次攻守相易。“白天,日本用飞机轰炸,炸的坑很大很多,一眼看过去一大片,有两个筛子那么大。”现年83岁的李屏水说。

  而在夜间,时任副旅长的张灵甫率敢死队赤膊攻山,手臂绑着白毛巾。“摸着穿衣服的就是日本人,就打。”

  双方伤亡惨重。“人和马的尸体在山上堆满了。死人身上的苍蝇飞起来一大片,太阳都能遮起来,蝇蛆的蛹壳有一尺高。”李屏水说。

  战争结束后,山上的树光秃秃的,枝叶都炸掉了。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子弹壳。李屏水还用弹壳去换过盐,一斤换一斤。

  几乎家家户户都捡到过刀。“日本人的刀好,中国的刀挖出来就锈了。”他说。他们还捡到过手表、金牙、钢笔。“日本人的表小,跟现在的女式手表一样。钢笔上面有日本字。”

  李屏水当时并不知道,那场被称为“万家岭大捷”的战役将载入史册。

  “那场仗在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了半个月。中国军队第一次全歼日军师团,在武汉会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以时间换空间,保证了国民政府转移。”九江市史志办副主任柳秋荣说。

  “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有生力量却极大消耗。”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说,“1938年前后,日本希望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斗。他们本以为占领武汉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结果日军却付出了4万人伤亡的代价。“武汉会战标志着日军战略进攻阶段的终结。”张海鹏说。

  作家王树增表示,武汉会战消耗了日本国内的资源,将其拖入了战争泥沼,使其进攻东南亚的计划受阻,这是他们非常不想看到的。

  日本防卫厅档案显示,为了准备武汉会战,日本“没有余力应对苏军”。

  拉纳·米特指出,“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4年里,中国一直孤军奋战,独自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他说:“此后4年,盟军在欧洲与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均获得胜利,其中中国的持久抗战功不可没。”

  中国在抗战最艰苦时期,受到考验的是民族信念和毅力。

  1940年,日本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一面积极推行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一面以大规模军事行动和对重庆、成都的狂轰滥炸逼蒋求和。“东方慕尼黑”的乌云笼罩中国。

  “我相信蒋介石是不会投降的,但当时已有不少人主张和谈,包括当时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王树增说,“中共领导的百团大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的,以决死作战的方式遏制了投降的风潮。”

  1940年8月,八路军指挥部动员100多个团对日军发起大规模攻击,拔掉了敌人的碉堡、据点,炸毁了交通线。

  老百姓非常支持百团大战。董保和时任县妇委会主任,发动妇女给将士做鞋缝袜烙煎饼。“许多人穿的还是草鞋,全县妇女姐妹白天晚上忙着纳鞋底,想着为抗战尽一份力。”

  周金花当时8岁,和家人一起炒黑豆,黑豆没了,就炒小米给战士们吃。

  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毙伤日伪军共25800余人,俘虏日伪军186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食品。

  阳泉的百团大战纪念馆有一个相册,是从一名日本军官处缴获的。相册蓝布的封面已破损,里面贴了16页照片,记录了这名军人的变化。

  最初的照片有天真的孩子、穿和服的家人。在初中班级合影的照片旁边,主人工整地用钢笔写下所有人的名字。后来,年轻人穿上了军装,站在吉普车旁或伏在壕沟里。有一张照片,他手拿刺刀,得意地站在一片房屋废墟中。

  那段时间,延安成了中国抗战的一个中心。在这里,毛泽东写出的《论持久战》,成了中国抗战的指导理论。

  张海鹏认为,抗战中,正面战场牵制了日军在中国一半的兵力,另一半则被牵制在敌后战场。

【责任编辑:钟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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