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西安８月２４日电（记者刘书云 姜辰蓉 陈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的延安，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许多国际人士冲破重重封锁，来到这一中国革命的圣地，向国内外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功绩。这些远方来客，尽管国籍、肤色、语言、政治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却向中国革命伸出援手，并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情，加速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进程。

　　延安才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之城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局部抗战爆发。１９３６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国际上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重庆和延安，谁才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之城？

　　为了寻找答案，１９３６年７月，抗战全面爆发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４个月的采访。斯诺在延安的窑洞中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不久之后，我发现我的每一天都在这个窑洞里结束或开始。”

　　斯诺全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日益迫近的中日战争的见解、红军将士的军事政治素质及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他写下了介绍中国革命的第一本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这本书一经问世立即成为畅销书，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

　　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德国记者汉斯·希伯时感言：“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

　　在斯诺的影响和带动下，到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和作家、学者越来越多。１９３７年４月，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到达延安，从１９３７年５月３日至９月７日，她采访了６０多位红军将领，向全中国和西方世界宣传毛泽东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她还目睹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性变迁，写下了《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和《延安采访录》等著作。

　　“中国抗战开始了。我站在延安古城的城门口，望着身穿灰布、青布制服的红军男女战士们，一队一队步伐整齐面孔严肃的游行行列走过。他们给我的印象是我这支秃笔难以描绘的。”这是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记述中的延安军貌。

　　来到延安的远客们看到的是，士兵、学生和工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他们听到是，军人们喊着，“打倒日本鬼子”“为收复故乡而战”“抗日万岁”。他们感受到的，是延安的星星之火一经点起，就会变成燃成熊熊烈焰。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赵红说，国际人士之所以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产生敬佩之情，是因为延安官兵的积极向上、军队的平等和谐、中共领导人的平易近人，这些都让他们耳目一新，清新之风与重庆截然不同。同时，八路军在没有援助的基础上自力更生，且战斗力惊人，令他们折服。

　　“当时很多记者都判断，未来中国的命运属于共产党。官兵平等、官民平等、优待战俘，都在延安得到了很好贯彻。”赵红说。

　　美军观察组：粉碎“游而不击”的谣言　认识完全不同的延安

　　在现在的延安中学内，还保留着８孔特殊的窑洞。这些窑洞由条石砌成，外面还设有木柱组成的走廊，这一当时的“豪华配置”，是延安军民为迎接美军观察组而专门修建的。

　　“美军观察组共２０多人，是１９４４年７月和８月份两批来到延安的，１９４７年３月离开，他们的目的是收集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分析中国共产党所能为抗战作出贡献的潜力评估，为海空军作战提供气象资料和救助坠落的美国飞行员。”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管理处主任高慧琳说。

　　来延安之前，观察组成员在国统区听到的是，中共“共产共妻”“游而不击”。而真正到了延安，他们却看到了与传说中完全不同的景象。

　　在延安期间，为方便通讯，观察组提出要架设一个电台。第二天早饭前，电台就架设完成。八路军的办事效率让观察组成员非常吃惊，因为在国统区，没有一个星期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亲眼看到，作为部队领导人的叶剑英和普通士兵一起劳动，平整跑道。而在当时的重庆，同样的工程中，即使是一位连长，也只会叼着烟，袖手旁观。观察组成员对此非常感慨，当即也加入到平整跑道的行列中。

　　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８日发回的第一份电报中，把延安描述为与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有清新的风气，欣欣向荣的氛围；没有乞丐，没有人穿高跟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毛泽东甚至也可以走在大街上与普通老百姓聊天。

　　延安宝塔山的半山腰背后，坐落着几排平房和窑洞，寂静无言，游人罕至。这是一处当地人都少有人知的旧址。但在７０多年前，数百名被俘侵华日军在这里的日本工农学校接受改造，有人再次返回前线时，已由战争分子变为反法西斯的战士。

　　中国共产党优待、感化战俘的举措，日本官兵被改造后投身抗战的洪流，也令美军观察组大为震惊。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美军观察组约翰·埃默森等人到日本工农学校考察。经过考察，他们打消了之前的怀疑，认为中共对日俘的教育改造是成功的。在其撰写的关于日本工农学校的一份报告中，曾这样描述：一个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进入学校以后会感受到一种舒适友好的氛围，他们身边全都是日本人……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３年多实践中，谢伟思共发给美国政府５０多份报告，这些来自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受的报告让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在此期间美军观察组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开启了中美外交史上重要的一篇。”高慧琳说。

　　得道者多助

　　很多国际友人，还向处于抗战中的中国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

　　德国女记者王安娜，１９３７年３月来到延安，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曾受保盟委托赴华北、华中前线了解中国军队的需要，并负责香港经海防至内地的物资运输工作。

　　王安娜还在书中记述了她来到延安的经历：“我们乘坐的货车，像喘大气似地边发出声响，边摇摇晃晃地行进……车上，除我以外还有用布把脸蒙得严严实实的厄尔·列夫和一群爽朗活泼的男女学生。学生们把铺盖卷、几个旧的行李袋和几架缝纫机堆成一座挡风墙，他们背风而坐，谈笑风生。缝纫机是带去给延安的制服厂用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加美援华医疗队、印度援华医疗队以及许许多多的大夫，来到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救死扶伤。

　　在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９４岁的老人白光耀回忆起与白求恩医生并肩战斗的岁月。“他的艰苦朴素，他对工作的严谨认真，让人印象深刻。”白光耀说：“他待人随和，对待工作却非常认真。”白光耀抗战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医院手术队护士长，７０多年过后，那些记忆依旧清晰深刻。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曾在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日军战俘香川孝志在回忆著作中写道：发给我们的生活费每月３元，当时八路军排级干部每月只有２元。

　　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霍静廉介绍说，正义的力量、仁慈的感化，让那些深受军国主义荼毒、初到时只求一死的日军官兵思想发生巨大转变，他们逐渐认识到侵略战争的罪恶，有的主动加入到抗战的队伍。

　　香川孝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日本工农学校，侵略军的士兵被当做同志和朋友，让他们懂得了什么是国际主义精神和做人的道理。

　　统计显示，抗日战争时来华外国新闻记者在５０人以上，在华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３８人。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无私地支援和帮助中国抗战。他们来自苏联、美国、朝鲜、越南、老挝、印度、加拿大等国，还有日人反战同盟也毅然加入反侵略战争行列，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