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奴化教育，消靡中华民族精神

　　文化是民族之魂，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屡经磨难而自强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不曾断绝。为了从根本上泯灭中国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伴随着军事、政治、经济侵略，日本帝国主义对占领区域进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手段更狡猾、更毒辣、更具欺骗性。十余年间，沦陷区各族人民欲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不得，作为亡国奴生活在苦难之中，深受荼毒。

　　“九一八”事变前，我国东北地区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化教育体系。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对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和摧残，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并对各族爱国师生进行了血腥镇压。随后，着手建立殖民教育体系，以初等教育为主，限制中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奴化教育措施。

　　日本侵略者查禁、焚烧了一切具有抗日爱国思想和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和教科书，于1935年12月出版全套所谓“国定教科书”，供各类初等、中等学校使用。这些教材，歪曲与篡改中华民族历史，宣扬所谓“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日满亲善”等谬论，向各族学生灌输奴化思想。日本侵略者在初等教育阶段设置“国民科”，教授“诏书”“敕语”等宣扬殖民主义的内容，几乎占去全部课时的一半；在中等以上学校开设“国民道德”课，宣传“皇道”“神道”“建国精神”等精神毒素，企图以此灌输日本法西斯的思想和文化，消磨和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为达到其同化各族人民的罪恶目的，日本侵略者强制推行日语，将其定为各级学校必修的“国语”科，大学课程更完全用日语讲授，学校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师生每天上下学路过“神社”，在校经过“御影奉安殿”，都要脱帽行礼致敬；出入校门要向“建国神庙”或“建国忠灵庙”敬礼，否则就要受罚；学校每天要举行“朝礼”，向日本天皇皇宫“遥拜”。通过强制语言同化、日常生活洗脑等方式，企图磨灭各族师生反抗意志，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所谓“忠良国民性格”的顺民。

　　为降低教育水平，实行愚民政策，日本侵略者缩短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修业年限，减少文化基础课的分量，强调“精神教育”、“劳作教育”和“实业教育”，将高等学校“实业科”课时增加到全部课时的1/2，并取消了系统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讲授，只进行实际操作训练，使中等教育职业化。同时强迫学生“勤劳奉仕”，迫使各族青年学生常年参加与战争有关的各种沉重劳动，学校成了劳作训练中心，限制了各族青少年对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严重阻碍了民族地区通往近代化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不仅推行法西斯残酷统治，更大肆挑唆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分裂，企图破坏民族抗日团结。日本侵略者挑拨蒙古族、满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竭力煽动满蒙独立，通过军事侵略建立了傀儡政权；同时，筹划炮制“回回国”，又利用奸人假冒回民伤害其他民族，制造民族仇恨，想实现“逼使回民脱离母体，日趋消灭”的罪恶目的。日本帝国主义种种行径，妄图斩断中华民族同气连枝的血脉，狼子野心险恶至极。

　　二、救亡图存，各族人民用血肉筑起坚不可摧的长城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日寇肆虐国土、家国危在旦夕之际，中华儿女共同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从莽莽太行到云贵高原，从东海之滨到新疆戈壁，广袤国土上各族人民奋起行动，“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各族人民拿起刀枪、冲上前线，投身武装抗日的洪流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华各族人民毫不畏惧、毫不退缩，“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抗争。各族人民热爱国家民族的优秀品质和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值得永远歌颂。

　　在祖国北方，东北抗日联军是抗战中最早的一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抗日武装，汉、满、蒙古、朝鲜、回、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赫哲、白等各族人民，以“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的不屈信念，以血肉保卫东北的每一寸国土，战绩彪炳，以“中华各民族联合抗日团结军”的荣誉永载史册。战火纷飞中，吉林延边各族儿女投身抗日，献出了宝贵生命，仅有姓名可考的抗日烈士就有3301名，其中朝鲜族3204名，占比高达97.06%。著名诗人贺敬之深情写下“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诗句，成为对延边这块革命热土独特风貌的高度概括。内蒙古大青山根据地积极筹建抗日骑兵部队，当地蒙古族、汉族群众、牧主踊跃献马、献鞍，各族青年牵马入伍，1940年正式成立蒙古抗日游击队，在给日寇沉重打击的同时，为争取伪军反正、动员人民参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关陇大地、华北平原，红军中曾经的“回民师”在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回民骑兵旅，在甘肃陇东一带抗击日本侵略者，立下赫赫战功。在八路军、新四军帮助下，回族群众又先后建立了数十支回民支队、回民骑兵团等抗日武装队伍，其中由马本斋带领的冀中回民支队，参加大小战役870余次，消灭日伪军36700余人，成为回族人民英勇善战、坚持抗日的一面英雄旗帜。为逼降马本斋，1941年8月，恶毒的日军抓走了其母白文冠，这位深明大义的回族女英雄绝食7天，壮烈殉国，为回汉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立起一座坚贞不屈的精神丰碑。

　　在海南岛上，共产党领导汉族、黎族、苗族等各族人民组成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发动各族人民投身抗日，不断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多次粉碎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游击队后壮大为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先后建立了9个抗日民族根据地。到抗战胜利前夕，已解放海南岛3/5的地区，在17个县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

　　在宝岛台湾，40多万高山族人民更是具有悠久的抗日斗争历史。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后，高山族人民就与汉族群众一道，为保卫台湾与日寇英勇斗争达5个月之久。台湾沦陷日寇之手的前二十年，宝岛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就达100余次。1930年10月27日始，历时36天的雾社起义更给日本侵略者以沉痛打击。“七七”事变之后，怀着国耻家仇，不少台湾爱国同胞横渡海峡，毫无畏惧地加入大陆的抗日斗争中。

　　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厅中，有一面布满弹孔的墙壁，它取自台儿庄清真寺。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台儿庄清真寺作为186团的指挥所，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各族战士坚守七天七夜后终将日军击溃逃窜。寺外尸体遍地，血流成河，寺内两棵苍柏傲然挺立，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战、威武不屈的精神。

　　后方各族人民毅然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支援战争前线

　　在各族战士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血洒疆场的同时，后方的各族群众不惜毁家纾难，以肩膀、以担架、以车马、以口粮、以诗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北平市“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组织募捐团、慰劳团、战地服务团、看护队、宣传队，给前线送饭送水。琼崖解放区的黎族人民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跟随部队转战海南岛各地。1937年至1938年仅两年时间，新疆各族群众就捐款合大洋60多万元，购买了10架“新疆号”国防飞机支援抗战，1943年又捐献飞机144架，极大支援了前线将士，为与日寇争夺制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保障援战物资运输，新疆、云南各族人民克服恶劣地形和险恶的战争环境，用双手抢筑成两条国际交通运输线，在不同时期成为国内唯一一条对外通道。滇缅公路通车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顺路视察回国，向罗斯福报告说：“工程艰巨浩大，没有机械施工，全凭人力修成，实属不易，可同巴拿马运河比美。”

　　1944年，维吾尔族群众备马千匹前往克什米尔，接送美国援华物资，沿途条件极端恶劣，一些维吾尔族同胞遇难，长眠在世界屋脊上。

　　全国各民族筑起文化战线，为抗日救国运动输送源源不断的精神能量。翦伯赞、齐燕铭、老舍等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界人士，积极配合党的宣传工作，创办刊物，发表演说，为团结抗日鼓呼呐喊，在抗日斗争中作出了特殊贡献。1938年，维吾尔族诗人安瓦尔·纳斯日在伊犁写下：“风啊，请代我们问候，不惧敌人的子弹，飞身向前，甘洒热血的好汉！请代我们问候，前赴后继，挥舞军帽，高呼‘冲啊’的好汉！”九世班禅从东蒙古至西蒙古，沿途宣传抗战，在百灵庙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团结，共赴国难”，极大鼓舞了蒙古、藏、汉等各族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