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会说话的藏传佛教文物

　　文/《瞭望》记者 姬斌 王军 王争 刘苗苗

　　紫禁城内有一个鲜为人知、令人莫测的“藏传佛教世界”，遍布其中的珍贵文物，见证着藏传佛教在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方面留下的那些历史印记

　　踏入春华门，进入紫禁城西北部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活动的中心区域“中正殿”的庭院，站在三重檐、四面出厦的雨花阁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特别提示《瞭望》记者：“这两边供奉的可是乾隆皇帝极尊重的两位人物。”

　　他手指的方向，是雨花阁前庭院东西各一幢面阔三间的二层配殿。“东边的这座，是乾隆的国师、三世章嘉的影堂，西边的这座，是六世班禅的影堂。”影堂是专门供奉逝者画像的地方。

　　单霁翔说，“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寿时，六世班禅专程从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赶过来为乾隆皇帝祝寿。六世班禅是藏传佛教领袖之一、‘精通五明的学者’，当时他在紫禁城的‘中正殿’、宁寿宫等多处佛堂做了佛事。后来，他在北京黄寺圆寂了。乾隆皇帝很难过，敕建黄寺清净化城塔，安放他的衣冠。还命专人画了他的像，就供在这里。”六世班禅的奏书及贺礼，故宫博物院一直保存着。

　　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到扎什伦布寺，企图与西藏直接建立联系，六世班禅答复说，西藏属于中国领土，一切要听从中国大皇帝的圣旨办事。

　　乾隆时期，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政策的成熟期。1793年，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了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项制度，其中明确规定：达赖等大活佛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请中央政府批准。从此，这项规矩成为定制。

　　与此同时，紫禁城内，藏传佛教佛堂的规模已经蔚为壮观。单霁翔说，“故宫现存的65处清宫藏传佛教殿堂，几乎全部是乾隆时期新建或在旧建筑基础上改建的。”它们组成了紫禁城内一个神秘的藏传佛教世界。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接受瞭望采访 王争/摄

　　有着深厚建筑学学术背景又很博学的单霁翔带瞭望记者参观的“中正殿”，是这个“神秘世界”的中枢，遍布其中的珍贵文物，见证着藏传佛教在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方面留下的那些历史印记。

　　雨花阁：一部凝固的藏

　　传佛教史书诉说着什么

　　中正殿位于建福宫花园南面，紧临乾隆皇帝在宫内的居所养心殿。以它为中心，自南向北分布着雨花阁、梵宗楼、宝华殿等十座藏传佛教殿堂，构成了紫禁城内唯一的全部由佛堂组成的建筑区，在清宫档案中总称为“中正殿”。

　　中正殿一区俯瞰图 文明/摄

　　“乾隆皇帝住在宫中的时候，每天早上，从养心殿过来，一个殿一个殿烧香，一直到后花园，然后走到他的办公地乾清宫去吃早饭，每天都如此。足见这个佛堂区对他有多么重要。”在中正殿为瞭望记者讲解的罗文华研究员，是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

　　此刻，他特别点拨记者，乾隆皇帝对雨花阁前两座影堂的安排是很有一番深意的：“三世章嘉在宗教上的地位不及六世班禅，但乾隆皇帝偏偏把他的影堂建在雨花阁的左侧。一定要注意，在清代，左为贵，右次之。这样，三世章嘉的地位就高于影堂在雨花阁右侧的六世班禅了。”

　　为什么？“因为三世章嘉代表着中央政府。”罗文华如此回答。

　　文献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世达赖圆寂，三世章嘉曾奉旨进藏主持寻认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他是乾隆时期一位著名藏传佛教领袖，是一位精通汉满蒙藏梵诸种文字、造诣高深的佛学大师，多次以朝廷特使身份办理蒙藏事务。

　　“元代以来，西藏任何政治权力的确立和更替都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罗文华强调说，“达赖喇嘛也不例外。”

　　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次年，顺治皇帝给五世达赖颁发了金册金印，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也给实际操控西藏政权的顾始汗颁赐金册、金印，一举确定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教领袖之间君臣关系。

　　五世达赖朝觐，是清代西藏佛教领袖第一次到北京拜见皇帝。原贮放于紫禁城慈宁宫花园的金嵌珊瑚松石坛城，即为五世达赖所献，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大约13世纪，藏传佛教进入中原，在民间虽不普及，但得到了宫廷的接纳与信任。元朝皇帝尊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帝师，专奉萨迦一派。中央政府设立释教总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宗教事务，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元朝刑法、历法颁行西藏。

　　到了明代，朝廷对佛教各派一视同仁，其中藏传佛教在宫廷宗教活动中相当活跃，明宫英华殿就是藏传佛教佛堂。中央政府则在西藏多封众建，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同时，西藏地方领主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只有皇帝遣使册封，新领主的身份才算名正言顺。

　　清朝正式确立了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政治、宗教地位。此后，历世达赖、班禅均由中央政府册封。从1727年开始，清朝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管理西藏地方行政，先后派遣驻藏大臣百余人。

　　清朝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政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紫禁城内，藏传佛教殿堂开始日渐增多。

　　故宫内现存的佛堂，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其中有九座保持着原来的内部陈列，被称为“原状佛堂”，雨花阁是其中的一座，也是宫中最大的密宗神殿，其高耸的身躯颇显突兀，几乎封住了春华门向北的视线。“这种情形在紫禁城建筑群是罕见的。”罗文华说。

　　雨花阁是故宫中最高的藏传佛教佛堂 王争/摄

　　“这座佛堂是乾隆皇帝根据西藏托林寺内金殿的型制仿建的，虽然从外观看与宫廷建筑并无二致，但是仔细观察建筑内外大量采用了藏传佛教的装饰元素。”罗文华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托林寺是阿里国王支持佛教复兴的象征，其中金殿据说是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与藏族大翻译家仁钦桑波的住所，阿里地区佛教的兴起正是仰赖王室的支持和二人的努力。雨花阁的建立正是乾隆皇帝决心复兴藏传佛教的标志。”

　　这个故事在乾隆帝的国师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的藏文传记中有明确的记载。传记中提到，乾隆帝曾经当面问章嘉国师西藏佛教是如何复兴的。章嘉国师估计提到了阿里王室对于佛教复兴所做的种种努力，包括托林寺金殿的历史，乾隆帝于是表示在宫内也要建筑同样一座建筑。罗文华还告诉记者，“你们看到的这个佛堂，保持了嘉庆以前的原貌，每样东西都在。”

　　走入雨花阁，就感受到藏传佛教的气息。阁内陈设有密教三大本尊珐琅坛城，还有大量藏传佛教艺术珍品唐卡、金铜佛像、法器等，其中有清宫造办处工匠与中正殿造佛喇嘛的杰作，也有来自于西藏地区和印度、尼泊尔不同时期的珍贵作品，是藏蒙等地向皇帝敬献的贡品。

　　“这些东西是严格按照佛教经典来做的。”罗文华拿三大本尊珐琅坛城举例，“非常经典，又独一无二，是用掐丝珐琅工艺做的，就是咱们说的景泰蓝，烧出很准确的颜色，一个个零部件烧成后再组合装配。这对做工的要求很高。外面用了紫檀木框配进口玻璃罩住。整个都是乾隆时期的，保存十分完好，没有做过任何修复。”

　　按照年班制度，达赖、班禅两年一次轮流入贡。王公贵族与各大呼图克图（清朝授予蒙藏地区喇嘛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按地区分若干班次进京入贡。日积月累，大量的佛教艺术珍品荟萃于宫廷，使清宫佛堂成为世所罕见的藏传佛教艺术珍品库。

　　其中，就有达赖喇嘛进贡的一件银曼达，上有黄纸签，墨笔楷书：“达赖喇嘛接办藏务叩谢天恩，呈进银曼达一个。”按清代制度，每一世达赖到了一定的年龄，奉旨正式册封其达赖喇嘛称号。待圣旨到拉萨以后，择定吉期，由摄政、驻藏大臣和各寺高僧、官员陪同前往大昭寺，先向殿中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牌位献哈达，再进内朝拜释迦牟尼佛像，然后到布达拉宫，在日光殿举行“坐床典礼”。仪式后，新的达赖正式确定，开始使用达赖的金印、权力。

　　罗文华在研究中发现，从元代藏传佛教引入汉地以来，雨花阁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以立体建筑与造像的形式，表现了密宗四部及其神系的思想，这在西藏是绝对见不到的。“也就是说，雨花阁与其它烧香念佛的佛堂不同，它具有浓重的宣示教理成分。由此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在接受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在探索如何将庞杂的藏密神系系统化、规范化。”

　　上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开始了对藏传佛教的研究。2009年10月，专门成立了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今年7月，这个中心改为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我们会为研究人员创造更多更好的学术研究条件。”单霁翔说。

　　此时，他端视着雨花阁内挂着的精美唐卡，如此“发愿”：“我们必须建一个唐卡修复实验室。现在，古代唐卡的修复技术并不成熟，也缺乏专业性。虽然有人会做新的，但要修复那个年代的，就得知道当时用的是什么材料、什么工艺，有一系列的实验分析和实践操作的问题，绝不能按现在的技法来修。”他说，整个故宫收藏了1970幅唐卡，多是珍品，但有些随岁月受损，需要修复。

　　雨花阁终日紧闭，并以厚实的窗帘遮光，因为唐卡怕光怕着灰。阁内一对精美的瓷塔，正在做抗震保护装置试验。“你们看到了，各种物件摆放太密了，许多物件的重心又偏高，稍不留意就会损坏。因此，这里不具备开放条件。但我们会通过数字技术向观众展示。”单霁翔告诉记者，“近几年，我们不断扩大故宫的开放区域。年内，我们就将向观众开放一个佛堂，就是雨花阁南面、慈宁宫花园的佛堂。”

　　即将向观众开放的慈宁宫花园明清建筑基址考古现场 王争/摄

　　龙袍与袈裟：

　　从未颠倒过的位序

　　从雨花阁往北，迈入昭福门，便是宝华殿前小广场。这里是清宫举办大型佛事活动的场地，其中最主要的活动是一年一度的“送岁”“跳布扎”。

　　清代翰林院编修吴振棫所著《养吉斋丛录》中记载了这些佛事的情景：“腊八日中正殿下之左设小金殿（黄毡圆帐房也），圣驾御焉。御前大臣左右侍。众喇嘛于殿下唪经。达赖喇嘛、章嘉呼图克图至圣驾前拂拭衣冠，申祓除之义，佛事毕乃散，谓之‘洞黎’，清语吉祥也，俗谓之‘送岁’”。

　　关于“跳布扎”，吴振棫在丛录中写道：“十二廿九日或廿七、八等日，中正殿前殿设供献，并设冠袍带履诸物，圣驾御小金殿。喇嘛一百八十四人手执五色纸旗，旋转唪护法经。又有喇嘛扮二十八宿神及十二生相，又扮一鹿，众神获而分之，当是‘得禄’之意。殿侧束草为偶，佛事毕，众喇嘛以草偶出，至神武门送之，盖即古者‘大傩逐厉’之义，清语谓之‘跳布扎’，俗谓之‘打鬼’”。

　　“在这个宫廷最高规格佛事活动中，清帝与漠北蒙古的大喇嘛哲布尊丹巴、漠南蒙古的章嘉国师、西藏达赖或班禅的使者并坐。”罗文华介绍说，“在这里，皇权明显凌驾于神权之上。同时，皇帝又把自己扮成一位佛教信徒，而这些喇嘛则把皇帝的亲自出席作为最大的恩宠，莫不以有幸参加为荣。”

　　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罗文华在接受瞭望采访 王军/摄

　　罗文华通藏、梵、英、德等多种文字，是国际著名的藏传佛教学者，专著颇多，其中的一本《龙袍与袈裟：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对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作出揭示——

　　“清帝继承了元以来西藏地方势力对于北京皇帝的称呼‘曼殊室利大皇帝’。‘曼殊室利’也称‘文殊室利’，即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一位极为特别的尊神，是佛部的最高菩萨，即佛的法子，代表佛的智慧，左手持般若经，右手持智慧剑，般若经代表着佛教的正确思想和智慧，智慧剑代表以佛教理论和智慧的强大力量，对错误的、愚昧的、异教徒的思想的批判和清除。”

　　“你们看到了，在乾隆时期宫中反复复制的一幅唐卡中，乾隆皇帝位居中心作为文殊菩萨的形象出现，上师、显密诸佛、菩萨、罗汉、护法等众神环绕他的周围。”罗文华说，“这时，他左手的般若经代表的是他以佛教的正法治国，右手的智慧剑代表他对于大清帝国的统治。这不正是转轮圣王的最好注解吗？或许这也正是乾隆皇帝对于大清帝国利益与佛教关系的政治理解。”

　　这幅唐卡不仅悬挂在乾隆皇帝的卧室、花园、书斋，还赐往西藏，在布达拉宫的三界殿正中，供奉于“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之前，其含义不言自明。

　　清代皇帝对佛教沉浸颇深。顺治皇帝一度落发欲出家，自许前世因缘当为和尚；康熙皇帝从康熙四十年开始，每月朔望，抄写心经各一遍，从未断过，即使身体不适，康复后也多抄补上；乾隆皇帝35岁时接受灌顶，此后，坚持听闻修习众多密法，每月初四日都要举行坛城修供，他在晚年回忆：“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通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究心讨论，深识真诠。”

　　尽管如此，清帝并不会把个人信仰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政治的利用与宗教情感的交织，是乾隆皇帝真实的状态。”罗文华说，“他虽然精通藏传佛教，是虔诚的信徒。但是，谁敢在宗教问题上触碰中央政府的底线、国家利益的底线，他和其他皇帝一样，必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

　　康熙时期，清军与准噶尔部对峙，康熙皇帝命五世达赖喇嘛（其时已去世，拉萨大权由桑结嘉措控制）派身边大喇嘛前去说服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息战。可是，桑结嘉措为与西藏的蒙古王拉藏汗争夺对西藏的控制权，一直暗中与准噶尔部勾结，派去的济隆呼图克图和伊古拉三呼图克图二人受其指使，非但不遵从康熙皇帝的旨意办事，还明目张胆支持噶尔丹。在清军击败噶尔丹势力后，康熙皇帝毫不含糊，勒令将济隆和伊古拉三从拉萨押解至北京，前者被禁于前门外的一座寺庙中，后者则被处死。

　　雍正初年，青海地区的蒙古部众纠集当地藏传佛教寺院僧众，企图争夺对青海的控制权，雍正皇帝立即派军出击，对参与反叛的僧俗人等予以军事打击，并对寺院集团的势力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政策，包括限定人数、限定寺院规模、限定活动内容等，同样是决不含糊。

　　1791年，乾隆皇帝于击败廓尔喀（尼泊尔）对西藏的侵扰势力后，写了一篇《喇嘛说》，阐述了藏传佛教历史与现状，以及清廷对其予以保护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对活佛转世制度提出了十分明确的整改之策——“金瓶掣签”：“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他还总结了元朝统治者佞佛的教训，告诫子孙决不可重蹈覆辙，讲述对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他说道：“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乾隆皇帝这一御笔现藏故宫博物院，据此所刻之碑，就立于乾隆皇帝设立的藏传佛教学校雍和宫。“‘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这等于指着喇嘛正告喇嘛。”罗文华对此十分感慨，“从信仰的角度说，乾隆皇帝是真的信佛。可是，作为一国之君，他这样警示子孙后代，实际上是为大清此后诸帝定下民族宗教政策的纲领。”

　　“15世纪后：

　　西藏的文明就进入了

　　汉文化的发展轨道”

　　故宫博物院是我国收藏藏传佛教文物最多的机构。“我们藏有宗教文物4.2万件，其中80%是藏传佛教的文物，大约15%是道教的，还有别的宗教的。藏传佛教的文物最多，有2.3万尊佛造像，还有前面提到的1970幅唐卡。”单霁翔如数家珍：“这些都为故宫成为一个藏学研究权威机构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单霁翔特别提到，“故宫在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方面已经发挥出了很大作用，包括填补了一些研究领域的空白，比如对四川西部甘孜地区摩崖石刻的调查与发现。现在，我们正在筹备《笈多艺术与中国：从法显、玄奘到义净（400～700年）》展览，这是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呼应。”

　　宝华殿以北，是2012年修复的中正殿大殿与香云亭一组建筑。“中正殿”是清廷专门管理宫中藏传佛教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所在地，负责办造皇宫的佛像、供器、法器，而实际承担主要制作工作的是养心殿造办处。“中正殿念经处”有画佛喇嘛负责画佛像、塑铜佛蜡样，与造办处工匠及如意馆画师们共同协作完成，而较为重要的佛像制造，是要由皇帝钦定、验收的。

　　这处紫禁城内重要的藏传佛教建筑1923年遭遇大劫。是年，中正殿北侧的建福宫花园被焚，火势向南，中正殿大殿、香云亭等被毁，宝华殿部分被焚。

　　“据说是溥仪的太监在这里行窃后，为销赃灭迹放了一把火。”罗文华说道，“非常可惜，一些珍贵的文物被毁掉了，其中包括西藏地图、乾隆皇帝为了仿造西藏寺庙绘制的建筑图，以及藏于此处的达赖和班禅等给皇帝上的奏书等。”

　　“这一件，是那个地方火灾后仅存的佛造像，手上还有被火烧的痕迹。”步入修复后的中正殿大殿，单霁翔指着一尊释迦牟尼像对瞭望记者说。

　　这尊佛像极其精美，来自喀尔喀蒙古，由尼泊尔工匠在遥远的漠北高原铸造。释迦牟尼佛右手施苦行印，左手持袈裟一角，面相年轻俊美，鼻梁修直，身躯健壮，观者几乎能感受到其肌肤的温度和青春的气息，透过一层薄薄的袈裟传递而出。

　　修复后的中正殿部分现在是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使用，其中大殿、东配殿和后殿分别作为佛教、祭法器和唐卡的展厅。目前，这里作为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的陈列室对业内研究人员预约开放。

　　“中正殿复建竣工，是故宫博物院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成果。”单霁翔说，“故宫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复建工程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我们严格遵循‘维持现状、恢复原状’原则，以现存遗址为基础，结合史料、近代遗存照片及资料，参照故宫内相似对应的建筑物进行设计施工。”

　　故宫如今每天都吸引众多海内外参观者 林慧/摄

　　罗文华对瞭望记者说，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1989年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第一次进入中正殿的庭院，内心就受到“强烈触动”。“草有一人高，有时得拿着镰刀进去。”他说，“那时，整个佛堂区域处于原始的弃置状态，研究工作就更谈不上了。每年夏天，故宫的工作人员就到这里割草，摞成一堆一堆的再运走。”

　　如今的“中正殿”，场光地净，文物得到严格且专业的保护。同时，故宫博物院对藏传佛教的研究日益精进，国际学术交流不断，收获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故宫博物院陆续举办了《清宫藏传佛教艺术展》《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特展》，与西藏文管会合办了《西藏文物精粹展》，在澳门举办了《妙谛心传——故宫藏传佛教艺术展》，并在伦敦举办的《盛世华章——康雍乾三代艺术展》中，专辟藏传佛教展区；

　　故宫博物院出版了《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图像与风格：清宫藏传佛教造像》《藏传佛教唐卡》等专著，梳理了紫禁城内佛堂的分布、建筑构造特点，建筑与佛教文物的关系，对佛像、唐卡、佛经等进行专项文物研究，并有计划地整理重印了满文《大藏经》，参与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西藏重点文化遗产的修复保护工程，对四川甘孜地区藏传佛教艺术和民族关系进行了长期考察和研究。

　　从景山眺望故宫博物院一角 王争/摄

　　“西方对西藏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尤其是在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方面。”罗文华说，“但是，国际上早期研究西藏的学者都是印度学和中亚学的学者，他们闯入西藏后，发现这里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原始资料，十分惊叹。也因此，藏学被他们一会儿归入南亚研究，一会儿归入中亚研究，在国外一些博物馆的分类上也是这样。”

　　“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在15世纪以后，西藏的文明就进入了汉文化的发展轨道。”罗文华做出强调：“今天我们看到的藏传佛教的面貌，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15世纪后受汉文化强烈影响出现的新面貌。”

　　从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间，清宫先后修建和装修的六品佛楼有八座之多，它们均是由乾隆皇帝在三世章嘉的指导下，依照藏传佛教的修行次第和神系供奉仪轨造办，内部陈设是对密教四部神系完整化和系统化的建构，是最为丰富、最为庞大的藏传佛教图像学和神系研究的宝库。

　　这八座佛楼，一座在北京圆明园的长春园，叫梵香楼，被英法联军烧毁；三座在承德避暑山庄，其中的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西群楼、须弥福寿之庙妙高庄严西群楼，楼还在，但里面陈设的东西全没了，还有一座叫众香楼，已经被毁，只剩下遗址。紫禁城内有四座，其中的慧曜楼、淡远楼，毁于1923年的那场大火，现在留下的宝相楼、梵华楼两座中，宝相楼内的部分陈设在抗日战争时期随故宫文物南迁，目前分散在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只有梵华楼完整地保持了内部陈列。

　　梵华楼建筑外景 赵山/摄

　　瞭望记者随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文明来到梵华楼，看到这个建筑共有七间，包括楼上楼下两部分，一层明间供明代铜鎏金释迦牟尼旃檀立身佛像，二层明间供奉木胎金漆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建者宗喀巴像。一层二层左右两边各三间，称为六品间，一层每间分别供奉佛塔一座，都是乾隆亲自主持设计的，其中一座汉式建筑风格的佛塔，在四方形二重檐和八角形二重檐之上，立于一圆形三重檐建筑形象，如同天坛祈年殿，将汉藏文化融为一体。

　　梵华楼的二层，有一幅讲述宗喀巴大师生平的唐卡，其中出现了几位身着明代官服的汉人形象。文明讲解道：“这是明永乐皇帝派去的官员。明朝先后两次派员请宗喀巴大师，大师均无法前往，后派遣他的大弟子释迦也失，前后两次前往南京和北京朝觐。宣德时，释迦也失被赐封大慈法王，收到丰厚的赏赐，其中包括大量的宫廷佛教造像、唐卡、佛经和仪仗等物。正是这些宫廷的赏赐品，深刻地影响了西藏艺术的发展。”

　　他指着墙上的一幅唐卡说，“你们看，这幅唐卡是青绿山水的风格，而青绿山水正是汉地绘画艺术的一大特色。汉地文化对西藏本土佛教艺术产生的影响，在清宫唐卡中也能看到。”

　　“我们有责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新的思想、从新的角度，掌握学术资源，占领学术制高点，利用我们自己的研究优势，争取学术话语权。”罗文华告诉记者，他们的研究正是从北京的故宫开始的，沿着汉藏接合部，一直到西藏腹地，从而开拓出了一片新的学术研究天地。

　　罗文华认为，故宫博物院的藏传佛教研究确实具有十分独特的优势。“印度的佛教衰落是从其西北部开始，一直蔓延到孟加拉，这个过程超过三百年。”

　　他说，“在这三百年中间，印度佛教的经书、佛像、优秀僧人，都到哪儿去了？一部分到了其他国家，而相当一部分是到了我国的西藏。现在故宫保存的铜佛像从7～20世纪初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产地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和蒙古高原等广阔地区；唐卡和法器具有宫廷和西藏特色，系统完整，特色明显；满、蒙、汉、藏等藏文大藏经的编纂、部分佛经的翻译和整理等，都是国内外独特而重要的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