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经说过：“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而国民党及其军队呢？豫湘桂溃败后，蒋介石这样说：“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地位，低落到这种地步，我们如果还有一点良心血性，还能够毫无感觉么？还能够因循下去么？”“低落到这种地步”“因循”，说明这状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良心血性”并非激于一时的爱国热情，而是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抗争。“熬出来的胜利”，一个“熬”字，才是对这种状态的恰当刻画。百团大战后，日军以“百万大战”的大扫荡疯狂报复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抬头见岗楼，出门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置身其中而坚持抗争，这才是“熬”。

　　谁能想到，七十年后，有人编造八路军和新四军歼敌寥寥的数据，企图“以假乱真”，有人质疑“游而不击”，好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

　　不信正气召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历史不是随人妆扮的小姑娘，而是会固执地留下底稿，刻在大地上。越是谣诼飞舞，这底稿越是会发出光来，照穿迷雾，照亮人心。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写下的抗战史底稿。

　　“纵横于冀中地下的地道，是中共这样一个高度追求效率的政治力量创造的奇迹，也是怀有世界梦想的日本人难以想象的脚底下的噩梦”

　　从史料中看，连日本人都承认，中共的“武装和党组织渗透到一般群众之中，匪区的全体民众都是怀有敌意的，因此单凭宣抚工作来分离匪与民是很困难的”；“由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民众与中共党军的关系非常坚固，不可轻视”。

　　作家王林在日记中记下其亲身体会：“临村商家油坊，也挺爱国，只若是抗日军到他家，老是给白面吃，绝不向村中要。他说：‘自己吃了，不是乡亲就是乡亲，谁吃了也比日本人吃了强！’各县群众团体募捐，一写即写百元。”

　　日军当时的报告中称：“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而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日军总象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

　　在地道显现出强大的隐蔽作用后，中共开始有计划有重点地将“地道战”作为一项真正的战略，组织动员百姓修建地道，并制定了奖惩措施。村民们被激发起争先的本能，报告显示：“不但只把全村青壮年、老、少年动员起来，而全村的妇女也积极的为此工作服务。同时谁也不愿意让自己家中的男子落于人后，除早晨作饭外，并代替男子管理家务，替男子作活。在这几天的生活改善，另外比平时增强。”以致有关报告甚至提到：“有不少的村，群众挖洞情绪颇高，挖的上了瘾。如远台一个老头儿说：‘我挖地道真是有了瘾，什么事也不想干了’。”

　　“八路军的领导人发展了非常有效的游击战模式，日本步兵在面对没有固定成法可循的游击战术时无所适从”

　　这是1937年9月29日《申报》第二版的一则新闻：我游击队在平郊活跃 ［北平］今日北平复开炮声隆隆、足证近郊已发生战事，大约乃日军抵御游击队之攻击，向峙津浦路西面之激战，仍在进行中。其地华军甚众，作战甚力，使日军不违巩固河北平原之阵线。（二十八日中央社电）

　　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卡尔逊，初来华时一度认为“江西的共产党人是一群土匪”。然而，来到根据地后，亲见亲闻使他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1938年3月，卡尔逊完成了《关于中国西北部军事活动的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广大民众具有一种崭新而且不寻常的民族主义精神。八路军的领导人发展了非常有效的游击战模式，日本步兵在面对没有固定成法可循的游击战术时无所适从。

　　花旗银行分行经理霍尔于1942年由北平逃往晋察冀，在敌后根据地滞留了6个月。他在给美国使馆的报告中强调：“任何没有来过敌后根据地的人，都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日本侵略者对这里的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苦难。”“华北地区人民所做出的真诚爱国主义的努力，与延安以南地区比比皆是的惰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中，华北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将士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的山地、平原、河湖港汊等3种地区，共计对日军作战10万余次，毙伤、俘虏日伪军137万人，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人口近一亿、总面积达246万平方公里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抗战全局来看，敌后战场的发展壮大，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点完全可以看清楚，只要有共产党人的合作与协助，你们所做的那种工作（情报搜集）在华北一带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尽管鲜为人知，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也是美国军方在华搜集情报的主要来源之一。1944年，美国派出观察组前往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访问。在抗战后期，美国很难从国民党军方及时获取准确的日军情报，中共曾主动把大量情报交给美方参考，仅书面报告就多达120份。中共还协助美军在延安及其他根据地建立了气象站和电台网，其数据的可靠性在当年中国10个气象站中排名第一。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给战略情报局的报告中写道：“这一点完全可以看清楚，只要有共产党人的合作与协助，你们所做的那种工作（情报搜集）在华北一带是没有任何限制的。”用观察组成员克洛里少校的话来说：中共领导下根据地是“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敌后军事情报来源”。

　　“完全是依靠了群众的条件，干部战士与群众取得了紧密的联系”

　　民心所向不仅体现在抗战时期中共及日军的报告中。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充分了解老百姓对中共是否真心支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第三任组长威尔伯·彼得金，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期间从不掩饰自己的右翼立场。但通过对中共抗战长达4个月的考察，他向晋察冀军区政委程子华等表示：“我虽不同意你们的主义，但你们所做的一切我都非常同意，并且予以赞美。”彼得金回国后还在不同场合多次举行讲演，向美国社会各界介绍不为人知的地道战、地雷战成就。

　　敢于发动群众，善于调动人民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之所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能长期生存的“制胜法宝”。正是依靠着背后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共铸就了坚不可摧的战斗士气，以各种方式、不放过一切机会持续作战。正是这种全方位的抵抗不断牵制、消耗着日军的实力，使自身在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尽管敌后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依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开辟的，但中国敌后武装将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了打不垮的坚强堡垒，不但有效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而且在战略上牢牢牵制住了侵华日军。1944年，抗日根据地总人口从8000万上升到9000万，抗日武装正规军由47万人上升到65万人，以日军有限的兵力，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面对中共韧性的坚持，败局已定。

　　参考资料：武汉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胡德坤研究表明，从日本战史的资料中分析，在8年全面抗战中有5年时间敌后战场是中国抗战与反攻的主要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其中日军52.7万，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直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