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百般侵扰“安全区”

　　尽管是“安全区”，尽管有铁丝网，但日本始终觊觎着南市。

　　一天，刘复田与奶奶和哥哥从外面返回‘安全区’，几个大铁门都锁了，只有新北门还开着，三人赶紧朝那边跑去。“到了人民路，几个日本兵骑着三轮摩托车向我们撞来，我拼命地往人行道上跑，这才躲过撞击。”提起日本人，８０多岁的老人至今难忘儿时的惊恐。“即便在‘安全区’，日本人撞死人或打死人，都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

　　安仁街，曾是南市安全区的一部分。２米多宽的小马路边，都是百余年的老房子。余阿姣自小就生活在这里，“算起来，我家在安仁街已经居住了一个世纪。”

　　“小时候，安仁街非常宁静，邻里走动很频繁。然而，１９３７年，日本人来了，我住的地方被封锁起来。他们在路口造了铁门，平时有日本兵把守，只要一有人开门，日本兵就会用枪射击。”余阿姣说。

　　南市安全区成立后，安仁街被划分在第二区，出入口依然由日军封锁。每逢黑夜，沉寂、恐怖与死亡弥漫在四周的空气里。“晚上，哪个房间有灯开着，日本兵就会把那个房间的玻璃窗敲碎。“躲在房间里的人们，夜里根本不敢开灯。”

　　淞沪会战爆发时，王晓梅只有７岁，日军占领了方浜路的南面，她和姐姐、妹妹便逃进了北面的“南市安全区”。

　　“当时，日军在方浜路设立了岗哨，有日本兵带枪守卫。一次，我们邻居家的阿公没有向日本哨兵鞠躬，日本人就哗地冲过来，朝他额头开枪，幸亏子弹打飞到墙上，捡回一条命。”王晓梅说。

　　让王晓梅、李凤香等人最为惊恐的是，日军时常会在“安全区”的边界抓“花姑娘”。

　　“在难民区沿马路的房子里，日本兵经常挨家挨户地找‘花姑娘’，每当日本兵搜查，女孩子们就会一起躲进一间隐蔽的房子，等日本人走了再回家。”李凤香回忆说。王晓梅也清楚地记得，就在自家附近的弄堂口，有姑娘被日军拉出去强暴。

　　面对日军的出尔反尔，饶神父与难民们并肩作战、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在与日军交涉中，日本兵用枪顶着他，但他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幸运的是举枪的日本兵没有扣动扳机。”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

　　尽管日军百般侵扰，但是顽强的共产党人仍然在难民区里组建了党支部。他们一面救济难民，一面动员单身男子参加新四军。

　　“我的父亲潘大成当时恰好是饶家驹的助手之一，父亲在安全区内开展中共地下工作时，神父并没有阻止，相反，他还协助开证明、弄通行证，帮助新四军秘密输送新生力量、安置部分获释党员。”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潘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