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

　　“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不可以生事，从小的方面说，是“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能朝令夕改；从大的方面说，是“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保持制度的稳定。而不可畏事，则是说，不能因为一些人对我们发展道路的非议和质疑，就缩手缩脚，甚至按照他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观点。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在根本的问题上，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认准了，就要理直气壮、态度鲜明，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然后照我们自己的判断行事。在发展道路、政治制度等根本问题上，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任尔东西南北风”。

　　■ 原典

　　夫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夫生事者，无病而服药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药也。乃者阿里骨之请，人人知其不当予，而朝廷予之，以求无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几于有病而不服药乎？今又欲遽纳夏人之使，则是病未除而药先止，其与几何。

　　——﹝北宋﹞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

　　■ 释义

　　这是北宋元二年(1087年)九月八日，时任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的苏轼就西羌、西夏事宜写给宋哲宗的奏议。元二年八月，北宋俘获了与西夏勾结的西藩首领鬼章，槛送汴京。这是宋朝开国以来首次俘获敌国元凶，百官称贺。苏轼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指出：“安危之机，正在今日。若应之有道，处之有术，则安边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将骄卒惰，以胜为灾，亦不足怪。”他就北宋的边防政策提出：“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意思是，治理国家既不可随便制造事端，也不可胆小怕事。苏轼指出，“生事”如无病而服药，“畏事”如有病而不服药，它们的害处相同，都会置人于死地，并批评了北宋政权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失策。苏轼意在奉劝朝廷，既要谨慎持重，不可无端生事；遇事又不可退缩，要主动作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在新疆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习近平同志多次表示，他很喜欢苏轼的这一句话。历史上有很多类似教训：唐代开元盛世，玄宗却丧失进取心，骄傲怠惰、沉溺享乐，终致“安史之乱”；清朝康乾盛世，朝野却扬扬得意于文治武功，奢靡腐化、放松吏治，转而走向嘉道中落。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组织，生存和发展最主要的威胁，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与变故，而恰恰是那些不易察觉、缓慢积累起来的倦怠与松懈。正因此，习近平同志才不断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要“智者见于未萌”，深谋远虑、治于未病。经略将来，如何做到？也就像习近平同志所说，“对已经看得清的方面，要深入研判、早做谋划、从容应对；对暂时难以看清的方面，要密切跟踪、未雨绸缪、灵活应对。”

　　■ 原典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北宋﹞苏轼《晁错论》

　　■ 释义

　　《晁错论》是苏轼写的一篇人物评传，评论的是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削藩这一历史事件，并分析了晁错被杀的根本原因。上面这段话为《晁错论》的首段，作者开门见山提出论点：天下的祸患，最难以解决的，莫过于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却存在着难以预料的隐患。这句话暗指汉景帝时期，表面上虽然国泰民安，却潜藏着藩王坐大、威胁中央的危机。接着，作者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却不想办法解决，那么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那么恐怕天下的人由于习惯了太平安逸，就不会相信并支持我们。狃（niǔ）：习以为常而不加重视。实际上就是指晁错削藩动手过快，下手过猛，直接导致“七国之乱”。文章又以“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与晁错进行对比，提出真正的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的主张，点出了晁错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由于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精神，挑起“大难”却又不愿为天下人抵挡“大难”，只想保全自身，可谓自取其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