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在日本大阪，劳工遗属韩建国(前中)在记者会上展示反映花冈劳工惨状的照片。新华社记者 马兴华摄

　　认罪、谢罪、赔偿，缺一不可！

　　“三井矿山：受中国二战被掳劳工联谊会委托，就你公司在二战时期与日本政府共同侵犯被掳日的中国劳工一事，针对你公司的侵权事实，函告如下：1943年4月到1945年5月期间，日本国强掳约4万中国劳工赴日，并残酷驱使这些中国劳工在日本135个工地进行奴隶般的劳动……你方于此期间，强掳其中5517名劳工，强制其在你方所属的10个工地工作，高强度的工作加之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劳工死亡1072人之多。”

　　就在二战结束64周年之际，全国120个律师事务所向曾残酷迫害中国劳工的现存20家日本企业寄出了如上函件。

　　2013年5月13日下午，一名89岁的三菱公司中国劳工幸存者、7位劳工遗属和家属、4名律师手拿敦促函，举着亲人的遗像，走进了日本驻华大使馆。他们还前往上海，向三菱公司代表处递交要求书，提出向3765名三菱公司受害中国劳工发放共计3.7亿元人民币的赔偿要求。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劳工受害者陆续在日本多家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向中国劳工谢罪、赔偿。其中，以三菱材料公司为被告的损害赔偿之诉，分别在东京、福冈、宫崎、北海道及长崎地方法院提起。

　　经过十几年在日本法院的诉讼斗争，相关日本法院认定了三菱公司与日本政府在战时曾共同策划并实施了强掳及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认定了中国劳工为此遭受了残酷的虐待。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已放弃包括公民个人在内的请求权为由，在认定相关日本企业加害事实的同时，免除了其应负的法律责任。此后，每案均如法炮制，以此阻却了中国劳工在日本的诉讼之路。

　　在向日本法院起诉索赔无果后，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集体向日本公司索赔。2011年5月6日，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及三菱劳工分会与中、日两国律师在北京签署“协定书”，将向日本三菱材料公司递交“解决要求”，要求该公司向中国劳工及家属谢罪，并赔偿3.512亿元人民币。

　　“和解谈判”在日本诉讼期间就曾尝试。然而，包括三菱公司在内的相关日本企业，自恃日本“司法判决”的庇护，一味拖延、推诿、甚至刻意刁难，致使谈判数年未获任何实质进展。

　　此后，三菱公司曾口头表示，愿意与中国劳工全面和解。中国劳工委托中、日两国律师就此向三菱公司提出书面要求，但三菱公司几年间不作任何回复，其间越来越多的劳工幸存者含恨离世。面对相关日本加害企业的无赖行径，中国受害者的忍耐终于突破了极限。

　　“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在京部分劳工幸存者及遗属委托律师团于2014年2月26日，率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对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此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声援和关注；各地劳工及遗属也为之一振，纷纷启动了在国内起诉的准备工作；面对高悬在头上的那把利剑，三菱公司只好一改以往傲慢姿态，频频与各方劳工代表接触，意欲加快推进“和解”进程。

　　对这种“和解谈判”，中方是有原则立场的。

　　中国劳工的律师团们在今年初，就重申了其一贯坚持的有关和解的原则和立场。即，首先，日本方面必须承认二战期间对中国劳工犯下的全部罪行，不得以任何形式歪曲和掩盖；第二，必须向相关中国劳工及遗属真诚谢罪；第三，必须向相关中国劳工及遗属给予明确赔偿。

　　“这三项基本原则不可撼动，绝无任何讨论余地！”一位律师团的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说。

　　本报记者 陆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