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观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观看有关日军残暴对待中国劳工的展览。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野人”刘连仁的故事，悲恸海内外！

　　中国红十字会立即打电报到日本予以关注声援，日本的中国华侨总会、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和许多日本友人把刘连仁保护起来，解决了他的衣食住行，帮他治病养伤，以及证实身份。1958年4月15日，刘连仁乘坐日本轮船“白山丸”号，回到了中国。

　　回乡后刘连仁先后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村主任，还担任了高密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潍坊市人大代表等多种职务。刘连仁晚年和子女生活在一起。2000年9月2日，刘连仁因癌症复发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7岁。

　　1996年，刘连仁诉日本政府非人道的强行劳役并要求损害赔偿案，一审判决刘连仁胜诉！被告日本政府随后提起上诉。

　　2001年，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判决日本政府违反战后救济义务，应当向刘连仁的遗属提供2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但是，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这一判决，驳回刘连仁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此后不再受理。

　　迫害劳工罪行，罄竹难书

　　1938年6月，日军在北平成立了新民会劳工协会，在青岛成立了山东劳务福利局，在济南成立了山东劳务公司等半官半民的搜刮劳工的机构。1939年2月，日军又在青岛成立了大陆华工公司。1941年7月，日本侵略者将上述机构合为一体，组成华北劳工协会，并在北平、塘沽、石门(今石家庄)、太原、济南和青岛等地分别设立战俘劳工集中营，关押了众多的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

　　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作出了《关于引进华人劳工问题》的文件决议。如今公开的档案上盖着“极密”，左边是东条英机及以下阁僚的签名盖章。

　　1944年2月28日，日本次官会议又作出《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定》的执行细则。而列入《1944年度国民动用计划》中的中国劳工人数为3万名，日本从此正式开始实施抓捕大量中国人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计划。据1946年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有38935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抓捕、押送。

　　中国劳工抵达各企业单位后，即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生活。他们处在严密的监管下，不能外出。他们没有衣服，多用稻草蔽身，即使在大雪纷飞的严冬，仍然赤着脚干活；一餐只有一个糠窝窝头，饿了只好吃草根，啃树皮。病了没人管，还要干活。劳工每天劳动9—13个小时，多则超过15个小时，稍有不慎即遭鞭抽棍打。

　　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列举的疾病死亡数字6234人。其实所谓大量病死，实际上是对大量摧残和虐杀的隐瞒。如川口组室兰共有969名中国劳工，死去310名，日本官方宣称全部是患病死亡。但1954年室兰市民对遗体发掘时，却发现200余具中国劳工遗骨中，许多头盖骨有弹孔和裂口。

　　1942年9月，在中国山东东平湖西边，“几万名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刺刀上系着太阳旗，相隔10米的间隔排开，齐声大喊着，慢慢追逼过去。抓住15岁到50岁的男的，就用绳子绑起来。我们大队大约抓了300人。”原日军军官小山一郎，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抓捕劳工”的事实。可见，抓捕中国劳工，在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之前就已实施。

　　1953年，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他们调查出，当时被抓捕的中国人总数约4万人。报告中写道，“三井矿山集团在北海道、九州各个煤矿中残酷奴役近6000人，死者超过千人，三菱矿业在煤矿、金属矿山驱使两千七八百名中国劳工，死者约450人。”

　　1944年8月至次年6月，近1000名中国战俘及平民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为日本企业鹿岛组做苦役，耿谆是其中一名劳工大队长。当时食品、衣物极度匮乏，中国劳工饱受折磨。1945年6月30日，耿谆率领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发动了“花冈暴动”。当时115名暴动劳工被毒打、虐待致死，前后共418人死亡，史称“花冈惨案”。

　　2000年11月，在东京最高法院的促成下，花冈受害者与日本鹿岛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根据协议，每个受害劳工可从鹿岛建设领到1.6万多元的补偿，但以耿谆为首的大批掳日劳工及家属拒绝领这笔钱。

　　“协议”的最终文本，原告劳工事先并未看到。“和解”当天，鹿岛建设发表声明，否认了虐待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