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1941—1943年）

　　1941—1943年，日本继续将敌后战场作为对华作战的重点，对敌后战场发动了大规模的“治安战”，敌后战场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紧紧依靠群众，挫败了日军的“治安战”，承担了中国抗战主战场的重任。

　　从1941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将“治安肃正”作战上升为“治安强化”作战，强调“肃正的重点依然放在剿共上”，军事作战“主要是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歼灭战”。此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的“总体战”，即以军事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手段，对根据地进行“围剿”，对游击区进行“蚕食”。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剿共施策要纲》中写道：“关于摧毁敌人大根据地问题，除按照上级司令部的计划指导直接消灭共产党的势力外，还要全力捣毁其各种机关设施（司令部、行政公署、补给、修理、贮藏、金融、通讯、教育设施等），铲除地下组织，毁坏生活资源，以经济封锁相配合，使其不得已而放弃根据地。”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经过日军1941年的“扫荡”作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但并未被摧垮。面对日军残酷的“扫荡”作战，中共中央推出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后来归纳为“十大政策”，使各抗日根据地更能适应 “治安战”的残酷环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企图将中国从南进的基地变成南进的“总兵站基地”。1941年12月3日，日本大本营在《大陆命第575号》中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总目标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总任务是在占领区“迅速恢复治安”。为此，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更加残酷。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指出，由于日本南进，中共会频繁发动反攻及破坏工作，“必须在敌人发动反攻之前，先发制人，更加主动作战，提高治安，谋求安定。”这就意味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未减轻中国抗战的压力，反而使日军更加重视对抗日根据地的“治安战”。1942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仅1月份就高达1682次。与华北的“治安战”相呼应，日军在华中对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敌后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作战。

　　1943年，日本继续将对华军事作战的重点指向敌后战场。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在一次讲话中叫嚷，“要加以铁锤般的打击”“彻底剿灭华北治安之癌——中共军队”。4月8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有末精三少将在部长会议上提出，“中国问题的重点是粮食、物价和共产党三大问题”。

　　总之，从1941年至1943年，由于日军以重兵围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坚持持久抗战，使日本妄图将中国变成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总兵站”的希望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