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曾组织僧侣救护队支援抗战，并下南洋筹募善款

　　日后，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几近中断，涌泉寺住持圆瑛法师在苏沪积极组织僧侣救护队支援抗战。

　　本性法师告诉记者，早在民国廿六年（1937年），圆瑛法师就组织召集苏沪佛教界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等待战时之用，经训练月余，“八·一三淞沪会战”发生。

　　僧侣救护队就用卡车，运载灾区难民和伤兵，送至上海各收容所，及佛教医院，一时间得到各界人士的赞赏，直到上海沦陷之后，僧侣救护队随军由沪沿途至南京，达汉口，继续从事救护，但当时战时纷乱，各处收容所经费甚紧，十月间，圆瑛法师亲自前往南洋马来亚半岛，募集医药费，以资接济。随后圆瑛法师与徒弟明旸法师一起前往新加坡等地筹募善款，组织第二第三僧侣救护队，皆得偿所愿。

　　但在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但他们始终毫无畏惧，经多方营救，才最终脱险。因为忙于抗战，圆瑛法师甚至无暇打理涌泉寺。东南快报记者在福建省档案馆内，查询到一份于1946年5月份呈交，名为《鼓山涌泉寺寺产被敌抢掠请求救济》的资料档案，当时的鼓山涌泉寺住持虚云法师向国民政府申请救济，内文写道，涌泉寺因日寇两度入侵福州而鼓山首当其冲，“僧等本国民之责即前住持圆瑛和尚奔走南洋群岛募集巨款，创办僧侣救护团并设难民收容所于战地之后方收容战区难胞，故对本山僧众生活以及物资生产不能兼顾”。

　　虚云法师述及，青年僧侣只得以劳力开垦耕作，来维持生活，沦陷期间也参加省会有志青年支持抗战，但因敌人劫掠生产物资及财物，致使众僧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即便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胡善美回忆当初在寺庙内与众僧一同生活时的情景，也觉得寺内艰苦，僧侣很清贫，自己饭也不敢多吃。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涌泉寺时常有一些日本游客前来参观，照看藏经殿的智和法师对此仍然小有警惕，通往鼓山的道路也比以前更为通达。这个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的古庙，在民族危难之时，不惜介入到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即便寺庙曾被敌两次劫掠，“更以威胁行动之自由”，但僧侣们依然坚持民族大义，正如虚云法师对威胁所做出的回应，“僧本佛陀无畏之精神终不屈服，艰苦响义以期国家与宗教共存亡，矢志不敢稍逾移”。

　　圆瑛法师年谱

　　圆瑛（1878－1953年）法号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是福建古田县人。18岁在福州涌泉寺礼增西上人出家。先后师从各禅宗名师，广猎大小乘诸经论，对《楞严经》造诣尤深。1934年，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著书立说。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等，刊印圆瑛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

　　圆瑛法师也是位爱国的高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界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战场，救护伤员。还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携徒明旸法师到新加坡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经20多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1949年，圆瑛法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劝他飞往南洋，在那里为他重建比上海圆明讲堂大十倍的讲堂，圆瑛法师回答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根据明旸法师主编的《圆瑛法师年谱》等相关著作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