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将见证,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双方提前7个月对外公布消息,也体现了对此次访问的重视和对访问取得成功的期待。对关心中美关系的学界人士来说,当此重要年份,应该把握住大方向,做些扎扎实实的研究,努力回答影响两国关系的大问题,增加“确定性”,减少“摇摆性”。

　　在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中,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首先,中美需要开展更加有效的沟通。目前看,中美一旦发生分歧,双方都难以说服对方,各说各话,因而有必要及时在不同层次把政策和战略意图阐述得更加清晰。两国官方和民间对话的渠道很多,需要提高对话的效果。双方在宣介自己立场和主张的同时,也要倾听对方观点,最好每次都能有些共识,而且坚持下去,不轻易动摇。

　　考虑到中美关系早已超越了双边范畴,两国不仅需要讨论双边问题,还需要围绕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有效对话,减少误解和误判。

　　同时,也要让两国民众更多地了解这些对话的内容和结果。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对双方对话的深入和彼此政策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双方在民间和媒体层面不断累积对立和对抗的情绪,对两国不同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不可能不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为避免相互刺激的言论和行为,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加强对风险问题的管理,防止危机的发生和失控。正如最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谈到的,让CNN记者登上美国海军P-8A巡逻机,在中国南沙群岛工程上空进行侦察照相的行为,是很危险的。应该看到,这类“边缘政策”很容易给中美关系增添危险因素。

　　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的意图充满疑虑,而在中国人看来,美国这些年在南海问题上一直表现出强力介入的姿态,像一只冲进瓷器店的鹰,将这个地区好不容易形成的对话和搁置争议的格局搅乱了。美方学界一向不赞成把亚太出现的紧张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联系,我们也希望这不是美国的意图。毕竟,冷战后的美国偏向于使用军事和胁迫手段解决世界上各种问题的做法,已经导致更多的混乱和贫困。

　　在全球层面,美国政府吸取了教训,采取了相对务实和慎用武力的做法,但是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效果不彰,需要重新调整,有人主张回归强硬路线。我想知道的是,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要在亚太地区采用已经在中东被证明错误的方式?难道美国不应寻求新的更加符合时代进程的方式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交往?

　　第三,对中国来说,我们需要更快地适应新型大国的地位,学会及时和清楚地向世界阐明自己的想法和意图。

　　当然,中国现在还处于大而不强、将强未强的阶段,我们正在学习成为全球性的大国。现在经常听到美国或者是欧洲人在一些国际性问题上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用。“领导作用”这个词在中国人听起来,既新奇又陌生,中国人要学习在世界的中央舞台长袖善舞肯定是需要时间的。

　　作为一个学习中的大国,中国人需要多几分冷静和耐心,多几分宽容。我们也可以从对美国这个有经验的大国的观察中学习,趋利避害。我国学界对美国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美国对华政策似乎不是单一的线性逻辑,有时候会是多重逻辑的叠加。我注意到最近美国智库界普遍主张重审对华政策,中方需要对此重视,更加积极主动地说明自己的意图和政策,多介绍中国的观点,避免美方在不完整、不准确的信息基础上对中国做出判断。

　　学界需要围绕双方的合作关系加强理论建设。40多年来中美合作的实践往往走在理论构建和政策研究的前头,这个状况有一定的必然性。中美需要突破旧观念,更加主动地为克服困难、保持和加强合作设计路径。学界应当有所超越,辅助两国决策者为中美合作规划路线图。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建交35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

　　(作者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傅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