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之难:行业利益和腐败推手

　　我国控烟履约的进程如此迟缓而艰难,原因何在?“控烟难的背后,是一些地方政府公款买烟、三公经费乱支出的腐败推手。”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曾对媒体表示,“一些地方政府本应是控烟禁烟的推行者,却变成了烟草购买者甚至推销者,起到了相当负面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认为,相关的政府部门不作为是一个原因。比如多个缔约国的实践证明,在烟草制品的包装盒上印制醒目、清晰、画面较大的黑肺、烂牙、病容等警示图案,能够更强烈地传递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达到促使部分烟草使用者戒烟和阻止新的吸烟者。但相关部门始终不推动这项工作,只是在烟盒上印制字体很小、反差也很小的“吸烟有害健康”等意思较为含糊的警示文字。

　　吴明还分析,我国的控烟履约机制也存在问题。《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缔约方“设立或加强并资助国家烟草控制协调机构”,建立一个完全摆脱烟草业利益、坚定维护政府履约立场、领导我国控烟进程的履约机制。但我国是由烟草专卖局的一个部门牵头负责控烟履约,这等于让与烟草生产、销售等有关的管理部门来负责烟草控制。这种管办不分、政企不分的体制,导致无法摆脱烟草企业利益的影响。

　　另外,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会长黄洁夫指出,很多领导干部长期吸烟,不仅对自己有害,而且不利于单位创建无烟环境,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