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基础设施投资应该在稳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制造业投资虽然处于减缓之中,但并非没有投资空间,设备更新改造升级和新产业研究发展投资应该也可以承担稳增长重任。房地产投资虽然可以在短期稳增长中发挥一定作用,但不改革房地产体制就难以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持续发挥作用。近期扩大投资要发挥好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的互动作用,以及长期投资“远水”与短期投资“近水”的共济作用。要着力推动基础设施补短板、还欠账和制造业竞争力提升投资,建议及时推出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完善、机器替代人工设备更新改造、节能减排设备更新改造等三个新的投资工程包。

　　面对不断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投资再次被寄予厚望。虽然前年和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新认识,并相继确立了投资在稳增长、进而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社会舆论对投资稳增长仍然存在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在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以及前一时期对高投资率反思和对无效投资批评的情况下,要不要扩大投资?以及投资什么、怎么投资,不仅是一个宏观调控政策选择问题,实际上也是急需梳理清楚的重大认识问题。

　　要不要扩大投资?

　　在投资率明显偏高的背景下,扩大投资要获得社会舆论理解与支持,首先需要弄清楚高投资率合理不合理,明确高投资率是否等于无效投资率。

　　我国高投资率是劳动力过剩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特征之一。我国投资率峰值为45%,高于一般主要国家25%-35%的区间上限,创大国历史纪录,比一般国家上限水平高10个百分点。有人据此认为我国存在严重的投资过度(超额投资率10%)。我国投资率偏高属实,重复建设、铺张浪费以及过度超前投资等无效投资确实存在,但就此认定高于投资率一般水平的10个百分点全部为无效投资尚缺乏可靠依据。从影响因素来看,投资率随储蓄率、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非农就业人口比例以及工业比例上升而上升,随城市化率提高而下降。我国投资率较高是我国储蓄率较高、城镇化率偏低、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高、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快速上升等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特征的综合反映,具有一定合理性。从国际比较来看,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恰逢第三次全球化高峰,高投资率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第三次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跨国化,各国将封闭时期过剩的生产要素拿出来在全球范围参与分工、进行生产。由于资本和资源是完全流动的,技术是不完全流动的,而劳动力几乎是完全不能流动的,因此,全球化生产必然在过剩劳动力拥有国进行。我国作为主要以劳动力要素参与全球化的经济体,由于外资大量流入我国生产可贸易产品,投资率进而二产比重和净出口率必然被抬高,相应的消费率和三产比重被“跷跷板”效应算术性压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一个时期以来的高投资率并非完全是问题,而是以劳动力要素参与全球化生产的必然特征。加上工业化与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相叠加,我国必然呈现高投资率、较高二产比重和较高净出口率的“三高”现象。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以无效投资存在为由反对扩大投资,甚至认为新常态就是只要扩大消费而不要扩大投资,在指出无效投资问题的同时,否定了我国顺应全球化趋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客观需要。去无效投资是必须的,但不能以偏概全、因噎废食,不能因此去掉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必须的必要投资,也不能简单地去掉全球化带来的转移投资。